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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要是发生在从前那散漫的个体的牧户时代，难逃覆灭厄运。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就多多记载了类似事件。百余年来，西藏地方遭受较大雪灾记录在案的有五十余起……从中可见，每逢大雪灾，总有大批牲畜倒毙，不少牧民冻饿而死，百姓纷纷逃亡，有时甚至整个部落荡然无存。
所幸今天的藏北牧民是有组织的。雪灾发生后，从自治区到地、县、区各级领导和干部们一批接一批奔赴灾区，在茫茫雪野中寻找受灾牧民——谈何容易！往往寻找多日才找到一两户——推土机、牵引车开路，装载牧民急需的口粮、燃料和饲草的汽车紧随其后。人民空军动用了直升飞机，空投救灾物资……半年之后，这场大雪才消融得斑斑驳驳。人类在这场对抗自然的斗争中，大败中取得了小胜——死了几十万头牲畜，没死一个人。这已经是始料未及的胜利了。
尽管如此，我所见到的牧民却没有一个企图另谋生路的，他们把贫瘠荒漠的草原认作安身立命之所。多玛嘎尔曲乡牧民岗恰年轻的儿子曾在拉萨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几年后又辞了职，回乡务牧；我曾问起他的体会，他说，“当牧民……自由。”我总觉得此话可疑。文部杰瓦区前区长当了大半辈子脱产干部，退休了却并不住生活条件方便些的区上，而是重返草原重操旧业了。我曾随洛书记看望他，他儿女满堂，却没有上学读书的。他的帐篷里除多一部收录机外，也几乎与普通牧民一般无二。
或许也有相反的例子。曾听说某些牧民的子女去内地读了书，变“洋”了，休假探家处处看不惯，嫌不卫生，要睡“床”，要吃大米饭。不过也真够难为他们的，不论在外工作还是学习，要想回家看一趟可真不容易：他们不知道帐篷家已搬往何处，方圆上百公里哪里去找，更何况又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
至于藏北牧民的精神世界，则难以进入。有时觉得已经进入了，实质上相差得可能很远。即便是有限的进入，也难免以自己的文化法则去作不无歧误的解释。我个人对于这里的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理解，对于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所涉及的世界观、经济观、婚姻观、生死观等等方面的介绍，均散布于本文各章中。想要把此地由现实而生发但又超越现实的那一部分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对于我来说是困难了些。
总而言之，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土地。由于它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特异性，使它在过去与未来的年代里只能居于世界文化边缘。
边缘就边缘吧，无力也无须向世界中心启航。一个永远的藏北草原，一个永远的青藏高原。
但当多多少少听说了青藏高原非凡的历史，它的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不仅使地球改观，尤其是为人类的出场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时，我觉得对于这片新大陆不能不重新审视，而全人类都不能对此再感觉漠然了。
事有凑巧。刚从无人区返回那曲，就碰上拉萨来的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侯石柱。他搞考古专业，他的夫人现在在美国留学，专门研究和学习制作细石器。我把在冰雪之原上捡到的棕黄色石核炫耀给他看。侯石柱喜出望外，立即断定这是典型的中亚系统船底形石核。
说来，遍布全球、贯穿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全过程的细石器，共分两大传统，一类是以地中海为核心向周围辐射至欧洲、非洲、亚洲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几何型细石器；一类是以中国华北为中心，分布于中国、西伯利亚、日本、北美等地的非几何型细石器，即剥下长条形石叶后，石核为船底形和楔形。加工方法、器形与前一类不同，是容易分辨的。西藏的显然属于后一种，由此可见青藏高原早有古人类活动。
那么青藏高原上古人类活动最久远可溯到什么年代呢？
就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初的那一天，藏北那间小屋里，牛粪火炉旁，我生平第一次听说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点——青藏高原有可能是地球人类的发祥地！
侯石柱与我同年进藏，一直从事发现和研究西藏古文化工作。十年观察与思考所得，他明确地作如是说。在西藏，他是推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人。西藏之外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不谋而合。侯石柱的论据有三：其一，青藏高原强烈隆升造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迫使猿类改变生活习性，逐步向人类过渡。其二，几十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和云、贵、川一带多次发现震动世界的由猿到人不同时期的化石，从上千万年前的开远森林古猿，到距今八百万年的禄丰古猿，到一百七十万年前的著名的元谋人，如将考古发现再推进一步，有可能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猿——人演化痕迹。其三，仅据地表采集的细石器可确认一至五万年前，在现今高寒的藏北及西部即有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而发现者几乎都是地质工作者和与考古毫不相关的人们。
侯石柱这一说法使我振奋了很久。“半月后，我到了北京，专程走访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细石器专家黄慰文老师向我推荐了考古人类学前辈贾兰坡先生的《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书中论述了人类起源”亚洲中心说“，并首次提到了青藏高原。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与南极洲、大洋洲和北美洲都无关。南极洲不必说，北美洲有人类的可靠记录只不过距今两三万年前，到达拉丁美洲最南端，至多不过一万年。至于大洋洲居民史，在那里发现的文化遗物最早也不过是在两万年前后。
“看来，亚洲南部最可信。非洲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地下的古猿化石虽然迭有发现，但和人只差一步、还不懂得制造石器的猿型祖先却以亚洲领先。
“‘亚洲说’虽然兴起的时间也很早，但给人影响最大的却是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朋，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他在北京讲演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原人的老家或许在蒙古，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林居人，因为在林地人类演化得极慢，简直还有退步。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较高等的人类，也不能从河滨淠湿多草木果实的地方崛起。只有高原和比较平些的高地上，生活最艰难，受刺激而起的反应最有益。蒙古一向是高地。气候亢爽，生活条件相当困难，非努力不能得食。这却于人有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也坚持‘亚洲说’，认为去搜索最初的人类，即所谓‘原人’的遗迹，应该在蒙古和新疆的距今一千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的上新世地层里出现。
“我是赞成‘亚洲中心说’的。……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
“不能小看青藏高原这块地方。今天那里山高谷深，皑皑白雪，可是当地质时代的第三纪并非如此。……青藏高原从上新世起，大约平均每年以0。025—0。03厘米的速度上升，上升速度以中更新世以后最为显著，到现在至少上升了三千米。这就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转变到人的缺环也是很有希望的。”
不久前我又看到了作为科学家兼作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先生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的西南地区》，文中对“人类是由什么动物进化而来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化的？这种进化又发生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提供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点论据。较之贾兰坡先生的推测大大迈进了一步。童先生多次来西藏，对青藏高原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理论上的推测也更有把握些。他特别强调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近一千多万年以来地壳的升降、气候的变迁、生态环境的改变、现存灵长类的状况等多方面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具有的有利于人类起源的外因；又从开远古猿到资阳人简要介绍了这一地区丰富的化石标本，从而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有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
年轻的藏族文化人类学博士格勒，也撰稿论述“青藏高原……人类发祥地”问题。人类起源于浑沌渺茫无从记载也无所记忆的年代，为后世留下二个难解之谜，引诱近代以来的有关学者们跌跌撞撞地东奔西走，开山挖地，攫取远古人类无意间遗下的几枚石器和牙齿，寻求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线索。人类渴望认识自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不仅仅是生物学命题，更多的倒是哲学范畴的命题。
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用实证主义方法，列举大量例证，“证明文明诞生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由此提出一个公式：“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虽然还有“适度和过量”的补充条件，他仍认为“美是艰难的”，“优秀需要苦难”。
人类出现于地球也许并非必然。偶然的因素也许在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从理论上讲，青藏高原最可能具备人类演化的条件。然而说来说去多少年，直到前不久才有几位刚出校门的考古工作者前往藏北作初步考察。
但想要考察个所以然来谈何容易！莽莽高原历经沧桑，一星半点儿有用的材料不知道隐藏于哪个角落。听说山西了村人的发现，是用了三年时间，挖了半座山，用筛子筛出了一颗牙齿化石。西藏自治区缺乏相应机构，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能进行的工作是有限的。
更何况古往今来，各类化石一概可入藏药，是否有珍贵的人类化石被磨成粉末做了药丸呢？
我也加入了“青藏高原说”鼓吹者行列。从听到它的那一刻起就坚信不移了。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在经过许多时日的沉思后，我构想了一部藏北高原人类进化史和文明史——曾经是泱泱大木覆盖了几乎整个地球。
大海不平静，它悄悄地使地球脱胎换骨。
有一块后来成为地球上最高的大陆，最后从原始海洋中脱颖而出。
万物共生共荣。森林繁茂，温暖湿润。三趾马动物群在欧亚两大洲间畅行无阻。还有那些巨兽——大唇犀，恐龙。作为那一时代的纪念，它们在藏北的岩石间留下了石化的痕迹。
年轻的大陆也不平静，它信手涂改着自己的作品：让地心之火喷射，使平地隆为高山。踮起足尖，昂首翘望——等待人类出场。
然而自有地球以来最辉煌的一幕开场时，却并非轰轰烈烈。类人向人类的每一步跨进都历尽艰险。有猛兽袭击，疾病侵扰。当别处古猿仍处于暖湿的森林地带采食为生时，此处却渐渐感到了生存环境的威胁：森林退化，雨量减少，河湖干涸，气温降低——地势日渐高耸。
于是，年轻大陆上的类人们，在整个地球上率先从树上走下来——无树可攀，无果可采——从事渔猎。
有人曾作过一个不无意义的计算：如果把地壳固化以来的三十九亿年算作一年，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当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差八分半到十二点。如此说来，八分半之前的那一时刻，是高峻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