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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英道：“我想这凳子定是从卧室中拿过来，专门垫脚用的。
霍桑点头道：“好，我们再到卧室里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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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个烟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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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了汀荪的卧室，姚国英忙着找寻那方凳的原位，我却乘机瞧这卧室的布置。这卧室朝东壁上有一个装着铁直楞的窗口，两扇有木格的长玻璃窗，分明是由旧式的明瓦窗改造的，故而这次间中光线倒也不弱。那铜床的一端，靠着西面和中间分界的隔墙，床的正面向南，有一只红木的妆台，就靠隔墙排列着。妆台上放着些香烟罐，火柴，烟灰盆，茶壶，茶杯，一只小瓷钟，两个玻璃花瓶，却放得杂乱无章。妆台的南面有两扇通中间的板门，这时用木闩闩着，靠门放着一只新式沙发。这门似乎并不出入。靠东窗的一边，有一只大理石面子的面汤台，台上有一只搪瓷面盆，面盆边上挂着一块折叠的面巾。此外还有些木梳、发膏、漱口杯、牙粉瓶、肥皂缸一类的东西。面汤台的南面，有一口新式玻璃面衣橱，也是红木质的。衣橱前放着两只长背的藤垫椅子。
姚国英忽指着西边两扇画窗，说道：“霍先生，这就是放方凳的所在。”
霍桑已将那双皮拖鞋放在床前的地板上，正站在妆台面前。他回过头来点了点头，接着就将那妆台的靠床的一只抽屉抽开。抽屉中有一只黑纹皮的皮夹，一只四号明面的金表，还有一只赛银壳的纸烟盒。霍桑将皮夹打开，里面有三四张五元的钞票，一方图章，和一个钥匙。霍桑在几张名片中间翻了一翻，忽抽出了一张细瞧。
他惊异道：“唉，这大概是他的欠项的纪录罢？蒋方绶，一千元；小王，三百元；盛家森，一百元。……喂，春波兄他也欠你钱吗？
杨春波皱紧了眉毛，用舌子舔着他的嘴唇，踌躇着不答。
汪银林又将怀疑的目光瞧着他，催逼道：“你为什么不说？他究竟欠你钱吗？
杨春波低声道：“欠的。
霍染又问道。“多少？”
杨春波道：“一共一千四百元。
霍桑点头道：“对的，这里也照样写着。这数目分两次借的：第一次，八百元；第二次，六百元。对不对？
杨春波点了点头，却不答话，目光却沉下了。
霍桑又用手要抽开靠近沙发的一只抽屉，那抽屉锁着。他瞧了一瞧，便从那皮夹中拣出来一枚钥匙，塞在锁孔中旋了一旋，竟应手而开。他在抽屉中翻了一翻，忽又发出惊异的声调。
“唉，这抽屉很杂乱，莫非有人翻动过了吗？……这里有三种票子：狗票，马票，和当票。狗票的数目最多，竟积到二寸厚了！当票也不算少。当款的数目，要算这两张最大；一张是一千二百；一张是九百。包朗，你是读当票的专家，请过来瞧瞧。当的是什么东西？
我暗忖霍桑这样给我夸张，岂不要使我当场出丑？我本不曾当过朝奉，只曾向这班人讨教过一二。当票上的字，唯一的秘诀，就是将字写别和分割，对于几种普通的东西，他们有呼别的专门名词。并且他们写得很熟，一笔连串，不熟悉的便瞧不出来。我把那两张当票按过细细瞧，幸亏都认得出。
我答道：“这一干二百元的，是一只钻戒，已当了十二个月；九百元的，是一条珠项圈，时间更久，还是去年五月里当的，再过一月，就要满期没收了。
姚国英又表示他的见解。“现在很明白了。这个人大概喜欢赌博，赌输了钱，便将他妻子的遗物去典质。现在典质和借贷部已到了绝路，就不得不自杀。霍先生，你以为怎样？”
霍桑点头道：“他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很坏的。
汪银林正解开了死者身上的那件浴衣的绳结，细细察验他的身体。
霍桑问道。“他身上有别的伤痕吗？”
汪银林摇头答道：“完全没有。”他说着，重新将浴衣盖好，立直了身子。
霍桑忽又凑到死者的嘴唇近边嗅了一嗅。接着他又走到面汤台前瞧瞧面水，又翻开了面盆边上折叠的面巾，同样用鼻子嗅了一嗅。
汪银林问道：“他曾洗过脸吗？’”
霍桑忽抬头答道：“你也来嗅嗅。这是什么臭味？”
汪银林果真凑到面盆上嗅了一嗅，说道：“似乎有些甜味，大概是生发膏臭味罢？”
姚国英忽抢着说道：“对了！从这种种情势上推测，我刚才的见解似乎更近事实。
霍桑瞧着他问道：“何以见得？”
“他今天早晨起身以后，正在洗脸的当儿，忽而想到他自己经济的压迫，便发生自杀的意念。因为这种赌徒们，在赌时昏昏迷迷，往往不顾利害地一掷千金，只有在清晨神智清明的当儿，才有觉悟的机会、可惜他的觉悟已晚，一想到自身的危险，便不得不一死了之。霍先生，你认为这见解对不对？”
霍桑沉着目光，喃喃地说：“很有哲学意味。
汪银林又旋转身去问杨春波道：“你昨夜里有没有跟他谈起过借款问题？”
杨春波慌忙答道：“‘没有。我们只谈着到吴凇去的话。”
这时候楼下忽发生一阵喧闹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人来了。
姚国英说道：“这里都已瞧过了，我们到楼下去罢。
霍桑应道：“好，银林兄，这条丝带你拿着，让他们瞧瞧是什么人的。这些皮夹一类的东西，不妨留着，让检察官来收拾。最好请一个专家医士来，并且请他们就来检验。，…唉，且慢，那枕头下面是什么东西呀？”他说着，又回到床面前去，把枕头翻开，忽现出一个黄色的西纸信封。他惊呼道：“唉，这里还有第四张符哩！
姚国英也站住了脚步，回到床面前来。我见霍桑手中拿着的那个信封，正和以前的三个相同，信面上的钢笔字，也出于一个人的手笔。
霍桑说道。“唉！这个邮印是二十七日六时发的。今天是二十九日，昨天就应该送到。这封信是投寄在第五分局的。包朗，我记得第二封信，也有第五分局的印章。对不对？”
我答道：“正是，你说第五分局似乎在新闸方面。
姚国英显着莫明其妙的神气，要想发话，但霍桑已很小心地将信中的信笺抽出。
“唉！果真又是一张怪符？”
我们大家却走过去瞧。这符又和前三张不同。我们几个人瞧了一瞧，大家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霍桑解释道：“‘这是很显明的，上面三点定是个‘三’字，就是‘三日死’三字，下面是新标点的惊叹号“！’我们上一次假定那剑形的一竖一点是叹声号，现在可以证明了。
姚国英惊诧道：‘这是什么意思？奇怪！
霍桑答道：“这里面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春波兄，你把这回事简单些说给姚署长听听。”
当杨春波给姚署长解释那怪符历史的时候，霍桑将那符信小心地折好，放在他的衣袋里。他又走到床面前去，翻开了下面的褥子搜寻，却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蹲下了向床下窥探，忽又回到床背后去。我不知他发现了什么，便跟着他走过去瞧。他走到了床背后，又蹲下身子，从地板上抬起了一个有一寸光景长的纸烟尾。他拿了烟尾凑到鼻子上嗅嗅，又走到朝东窗口去细瞧。一会儿，他又回到妆台面前，把那罐使馆牌烟罐的盖开了，向罐内瞧了一瞧。他又开了靠床的那只抽屉，重新把那只赛银烟盒取出，打开了盒盖，里面还剩两支纸烟。
姚国英讲完了湖怪符的故事，失望道：“唉，这里面还有这样一幕鬼戏！这案子倒反而复杂哩！”
霍桑不理会他，自顾自地问道：“姚署长，春波兄，刚才你们上楼以后可曾吸过烟？”
姚国英和杨春波都旋转头来，回答没有。
霍桑把拾得的烟尾拿在手掌中，说道：“这烟尾落在床背后靠近床脚的地板上，我们进门时竟没有注意。这烟尾很新鲜，烟丝粗黑，虽已瞧不出什么牌子，但一定是廉价纸烟。死者的烟罐和烟盒里面，却都是高价的舶来品使馆牌。这样，以证明这烟尾决不是他丢在地板上的。”
汪银林道：“那么，今天早晨一定有一个吸纸烟的人进来过了。”
霍桑点头道：“这理解很对。因为烟尾的一端，还不曾干透，一定是今天早晨丢下的、”
汪银林的眼光又斜到杨春波的脸上，紧闭了嘴，似在暗暗点头。杨春波似有些儿惊慌。
杨春波总自动辩白这：“今天早晨我当真到这来过的，但我吸的是金星牌纸烟，烟丝细长而黄嫩。你们尽可以瞧。”他又从他的那件鼻烟色西装的胸口袋里，摸出那只银烟盒来。
汪银林冷冷地答道：“我并不说你啊。你为什么自己心虚？’”
霍桑把那烟底放在他自己的烟盒里面，一边解围似地说；“我相信这种烟的确不是春波兄吸的。唉！楼下又有什么人回来了。我们下去。”
我们五个人由霍桑引导着，鱼贯地走出死者的卧室。霍桑走到中间的门口，又站住了探头向里面张望。那楼梯与中间之间，隔着一层板壁，连着两扇旧式的板门，这时那门开着。
霍桑道：“这中间里面也有一只床铺，像是一只！临时的客铺，昨夜里好像有人睡过。什么人呢？
他的问话并没有人回答，接着我们一行人便走下楼去。
客堂中有一个老者，正在和那少女丽云谈话。旁边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短衣的男子，和一个年龄在五六十之间的老妇，都出神似地听着。我后来知道那老者就是死者的嗣父甘东坪，短衣男子是厨子阿三，老妇是苏州吴妈。
甘东评生得倒也气概不凡，宽阔的肩膊，挺直的腰背，红润润的面颊，和发话时宏亮的声音，都不见衰老之态。他的头发虽有些花白，但神气至多只有五十以上的年龄。他穿着一件低领的旧式圆花黑线春的薄棉袍子，袖子很长，腰身很阔，假使罩上一件马褂，倒很有旧官僚神气。他的脚上穿一双阔梁的缎鞋，一条破绉纱的绸夹裤，用带扎着脚管。他一听得我们的脚步声音踏进了客堂，便旋转身来，把两只长袖掩盖的手，按在胸前连连拱着。
他招呼道：“先生们，劳驾，劳驾——唉，姚署长，你也来了。我真想不到，这孩子竟干出这种勾当。他已没有希望了吗？”
姚国英摇头道：“他已完全硬了，至少已死了两三个钟头。
老人皱眉顿足地说。“唉！这真是家门不幸！先生们，请坐，请坐。
我们坐定以后，那莫大姐端着茶盘出来，向我们五个人一个个敬茶。我瞧这莫大姐的年纪约有二十四五，蛋圆形的脸儿，红润润地不瘦不肥，皮色虽然黑些，五官端正，眉目清澈，倒也俊俏不俗。伊的身材比丽云要高些，上身穿一件淡蓝自由布的单衫，下面系一条黑级的大脚管裤子，一双天然脚上穿着白色细纱袜和黑哗叽的鞋子，打扮也很整洁。伊送过了茶，又拿着香烟罐出来敬客，举止上也很灵敏。
姚国英问道：“甘先生，你对于这回事，事前是否知情？”
老人答道：“我完全不知。我每天早晨总是风雨不更地要到城隍庙的湖心亭去的。昨夜他在什么时候回家，我也不知道。诸位不要见笑，我们父子间会面的机会很少：我出去时他没有起来，他回来时我却早已睡了。今天我出去时还只七点钟。我下楼时，吴妈正在打扫客堂，我女儿也刚才起身。直到刚才弄口烟纸店里的桂生到茶馆里去告诉我汀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