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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您说过啦，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您也许只是这么说说，而事实上—兴许您已经有了，兴许没有－怎么说呢，仅仅有个轮廓，是个很有价值的看法，还不太成熟而已。您的猜测有可能就是真的。”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她好奇地打量着他。
“您是不是看见什么了－一件很小很不起眼的事，但是越想越觉得兴许不像当初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意义。”
“波洛先生，您肯定是有所指吧，是某件事故？”
“嘿，我承认。是因为有人跟我提起过。”
“果然如此。是谁呢？”
“一位惠特克女士，小学教师。”
“哦，原来是她。伊丽莎白。惠特克。是榆树小学的数学老师，是她吧？我记得开晚会时她在。她看见什么了吗？”
“与其说她看见了什么，不如说她觉得您也许看见什么啦。”
德雷克夫人诧异地摇摇头。
“我可能会看见什么了呢？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啦。”德雷克夫人说，“可是谁知道呢。”
“跟花瓶有关。”波洛说，“一个装满花的花瓶。”
“一瓶花？”罗伊纳·德雷克迷惑不解地问。接着她的眉头舒展开了。“哦，对。我记起来啦。是的，楼梯角的桌上插着满满一花瓶的菊花和树枝。是一只漂亮的玻璃花瓶，我结婚时收的贺礼。插的树叶有几片耷拉下来了，几朵花也蔫了。我记得是穿过大厅时发现的－那时晚会大概要结束了吧，我也记不太清楚－我心中暗自纳闷怎么会弄成这样，于是我上楼把手伸了进去。原来不知哪个蠢货把它摆好之后居然忘了加水。我很恼火，后来就端着花瓶进洗手间灌水去了。我在洗手间能看见什么呢？里面又没有人。我清楚得很。不排除晚会期间有一两个大一点的姑娘小伙去过那里，拿美国人的话讲叫搂搂抱抱亲热了一下。但我端着花瓶进去时绝对没有一个人。”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波洛说。“但我听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花瓶从您手中滑落，滚下客厅摔碎了。”
“哦，是的，”罗伊纳说。“摔了个粉碎。我慌了神，因为我说过，那花瓶还是我结婚时别人送的贺礼，而且质量上乘，插满一束花完全没有问题。我太笨了，手指竟然滑啦，花瓶从我手中掉下去，砸在大厅的地板上摔碎了。伊丽莎白。惠特克恰好站在那儿。她帮我拾起碎片。把玻璃渣扫到一边，生怕有人踩上啦。我们就扫到大座钟旁的角落里，等晚会结束后再清除。”
她审视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意想不到的事？”她问。
“对。”波洛答道。“我猜惠特克小姐是感到奇怪，您怎么会把花瓶摔了呢。她觉得您是受了惊吓。”
“我受了惊吓？”罗伊纳·德雷克看着波洛，又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受惊吓。有时候一不小心东西就掉下去了，比方说洗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太累了。
当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为晚会做准备啦。主持晚会啦。忙得不可开交。应该说进展很顺利。我觉得是因为—啊，累了就没办法，保不准就干蠢事。“
“您确信没有什么事情吓着您了吗？比如说看见了根本没有料到的一幕？”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呢？楼下大厅里？大厅里我什么也没看见。当时大家都在玩火中取栗的游戏，大厅里空荡荡的，对啦，只有惠特克小姐一个人在。但直到她过来给我帮助为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
“您有没有看见谁从书房里出来？”
“书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对，我应该能看见。”她停顿了好一阵，然后紧盯着波洛说：
“我没看见任何人从书房里出来，”她说，“根本没有……”
他不相信，她越是这样说他心中越是怀疑。她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她看见了某个人，或者看见门开了一条缝。或者瞥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但她否认得十分干脆。他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干脆呢？是因为她不愿意把那个人同谋杀案相联系吗？是不是她十分关心那个人－或者更有可能是—她想保护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尚未成年，她觉得他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他觉得她虽然厉害但还是很正直的。像她这种女人常常从事管理工作，主持一个委员会或者某项慈善事业，关心对公众有利的各项事务。同时她们又过分强调情有可原，常常为年轻的罪犯寻找各种借口，例如未成年的男孩子或者智力发展迟缓的女孩子，兴许他们已经是管教的对象了，可还往往博得她们的同情。若是看见这类人从书房出来的话，他觉得她很可能出于本能想保护他们。如今作案的孩子一般都很小，在哪个年龄段还不可知。7岁？9岁？他们一般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看来很难弄清应该如何杜绝青少年犯罪。常常给他们找出不少借口，比如说家庭破裂、父母照顾不周等。然而最最卖力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找出每一个借口的恰恰是罗伊纳·德雷克这种人。而她们平时总是那么严厉，那么吹毛求疵。
波洛本人不赞成她们的作法。他第一步想到的永远是正义。他向来对慈悲为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过多的慈悲。从他在比利时以及这个国家的经历看。他觉得滥用慈悲往往酿成大祸。要是把正义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慈悲的话，许多无辜的牺牲者就不会白白送命了。
“我明白了，”波洛说，“我明白了。”
“您觉得惠特克小姐会不会看见谁进了书房？”德雷克夫人提醒道。
波洛饶有兴致地问：
“啊，您认为有可能？”
“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以前，她见到有人进书房。我不小心砸了花瓶时，她说不定以为我是瞥见了那个人，兴许我看清了他是谁。有可能她因为没太看清楚而不愿意说出觉得那人是谁，怕引起误会。也许看见的是一个孩子、或者某个年轻人的背影。”
“夫人，您是觉得她见到的人仅仅是个孩子，或者说他还未成年？您认为我们门正在探寻的案件肇事者极有可能是这类人？”
她思索再三才说：
“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也还没有想明白。在我看来，如今案件往往与年轻人有关。谁也弄不清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有的只是想复仇，有的是想要毁灭一切。甚至那些砸电话匣子、刺破汽车轮胎以及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害人的人，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仇恨…倒不见得是恨某个人，而是恨整个世界。时代病。于是看到一个孩子无缘无故地在晚会上被淹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干这事的人还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您是否也觉得－觉得在这桩案子中这种可能性很大？”
“警察跟您观点一致－至少以前是，我觉得。”
“哦。他们会查清楚的。我们这一带警察十分得力。好几桩案子他们都处理得很漂亮。他们兢兢业业，从不轻易放弃。这桩案子他们八成能破，不过可能要一段时间，得花好一阵取证。”
“夫人，本案取证工作相当困难。”
“对。就是。我丈夫被害时－他腿脚不方便一他在过马路，一辆小汽车从他后面驶来把他撞倒在地。一直没有找到肇事者。也许您不知道，我丈夫身患骨髓灰质炎。他六年前患上的，身体部分瘫痪。后来稍有好转，但腿还是不方便。车向他飞驶而来他躲避不及。我甚至觉得责任全在我。他出门从来不让我跟着，也不让任何人搀他，因为他讨厌有人侍奉他，妻子也不行。而且他过马路一向很小心。可是一旦事故发生了，我还是深深地自责。”
“事故发生在您的姑母过世之后吗？”，“不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人们不是常说。祸不单行吗。我觉得就是。”
“对，的确如此。”赫尔克里·波洛说。他又问道：“警方也没有找到肇事车辆吗？”
“我记得是一辆蚱蜢七型的车。要知道路上跑的每三辆小汽车中就有一辆是蚱蜢七型的－或者说当时是这样。他们告诉我说是市场上最畅销的一种。他们相信是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停车场偷来的。主人姓沃特豪斯，是曼彻斯特的一位老商人，经营种子生意。显然他不是肇事者。
车无疑是被不负责的年轻人偷走的。这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或者说残酷无情的年轻人如今受到的惩罚太轻啦。“
“应该多蹲几年大牢。只是罚款，而且罚款还是溺爱他们的亲属交的，完全没有用。”
“我们不能忘记，”罗伊纳·德雷克说。“他们这个年龄非常关键，如果不让他们继续学业的话。就别指望他们这辈子能做什么好事啦。”
“神圣的教育事业。”赫尔克里·波洛说，“这种说法我是听学术界的权威人士说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重视教育。”
“教育也不是万应灵药，比方说对于一个家庭破裂的孩子来说。”
“您觉得对他们应该有别的处罚措施而不是蹲大牢？”
“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罗伊纳·德雷克坚定地说。
“这样就能用母猪的耳朵做出丝质钱袋来？您不相信这个格言。每个人的命运都牢牢地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德雷克夫人显得大惑不解，又有点不悦。
“是…句伊斯兰格言，”波洛说。德雷克夫人似乎并没有在意。
她回答说：“我们不要照搬中东的观点或者说空想才好。”
“我们必须接受事实。”波洛说，“现代生物学家－西方生物学家指出－”他犹豫了片刻，又接着说，“一个人行动的根源在于基因构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二十四岁时杀人，实际上两三岁、三四岁时就已有了苗头。或者说数学家、音乐天才都是从小就跟旁人不一样。”
“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德雷克夫人说，“我丈夫死于车祸。一个莽撞而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车祸。不管肇事者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年轻人，都还有希望最终接受这样一种信念，人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在不经意中要了别人的性命是绝对不容许的，即使不是故意的，只是过失犯罪。”
“如此看来，您肯定肇事者不是故意的？”
“我还是应该有所怀疑才好，”德雷克夫人有点吃惊，“警方好像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还真没想过。只当是个事故。一场悲惨的事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的。”
“您说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波洛说，“但乔伊斯一案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这根本不是事故。一双手故意把她的头部摁人水中，等淹死了才松开。蓄意谋杀。”
“我知道，我知道。太可怕啦。我连想都不愿想起，不愿提这事。”
她站起身不停地踱来踱去。波洛不理睬她的话，继续说道：
“我们还面临着一种选择，还得找出作案的动机。”
“我觉得这种案件似乎没什么动机。”
“您指的是凶手精神严重错乱，甚至以杀人为乐？就想杀未成年人？”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耳闻。真正的原因很难查明，甚至精神病专家也都没有定论。”
“您不打算接受一个简单的解释？”
她迷惑不解地问“简单的？”
“凶手没有精神错乱，根本不是精神病专家众说纷坛的那种案件。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