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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乖乖就范，毫无还手之力。他现在在靠信任而活，只能靠对别人的充分信任。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笑起来，说没什么。
回家路上，我一直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他身上什么东西传到了我身上。我不敢碰我的脸，担心那些微分子会传播到我脸上。我想起我自小认识的一个叫安妮的女孩，她四岁时有一天在院子里玩，把狗屎弄进了眼睛里，结果那只眼睛因为寄生虫感染而瞎了。想到这里我更加头皮发麻，感觉他的残缺、他的需要、他的依赖，都附到我身上来了。
（）
他和我母亲一样，都是没有壳的蛤、蜗牛或龙虾——残废而暴露。
我每天都跟我母亲通电子邮件。如果不那样，她会感觉她被抛弃了。但今晚没有她的来信，很奇怪，这让我感觉怅然若失。我不禁想她为什么没有写信，但我并没有深想，我没继续想她是不是摔倒了，或者又中风了，让她左边也瘫痪了；我没继续想她是不是饿了或心情不好。我只是想起她那些曾在我电脑屏幕上闪烁的文字；我把它们都存进了以她命名的小文件夹。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们之间关系的见证，我一条条存进去，标上日期和时间。我和她不仅是城市相隔，电脑相隔，还是时间的相隔。我还是常给她打电话，但我从来没给她寄过钱，尽管我的一小笔钱对她来说可能都是巨款。
这是在惩罚她吗？
我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似乎很难找到邮票，似乎没时间写支票再寄出去。我对我母亲没有承诺，我只是对她像她对我一样。
有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幻想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她身穿海军百褶裙和白衬衫，蓝色的毛衣从她肩膀上自然地搭下来；她上车把她的茶色皮包扔到车座上时，包里不会发出药瓶子撞击的声音；她会对时装，而不是各种医疗咨询，兴趣浓厚；她会有一头漂亮的披肩长发。
她会娇弱地对我说：“介意帮我拿这些瓶子吗？”她还会去农贸市场买鲜山羊奶，然后拿它洗澡。“它们对我皮肤有好处。”她总是振振有词地这么说。
当我把我全是A的成绩单给她看时，她会说：“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可骄傲的。不过就是多一点的这样努力，就会是普林斯顿大学和本宁顿学院的区别了。”接着她会诡秘地笑着对我说：“亲爱的，想想看，本宁顿都是些女同性恋去的地方呵。”
即使只是幻想，我有时也会恨我的母亲。我会认为她太斤斤计较，太追求物质。我会抱怨说：“你的眼睛已经整过一次了。”
而她会回答：“不！上次整的不好，所以这次才算。”
我的母亲还会跟开加盟店的人约会。
“你不是很喜欢开加盟店的吗？”她竭力要说服我。
“妈妈，他简直就是只猪。我看见他挠他屁股，然后还闻闻手，而且他手上毛太多。”
她还会每月定期去纽约市里“朝圣”一次，回来后会大包小包地全是从第五大道买的东西。而我顶多只会远远地瞻仰曼哈顿一番，把它看作没有屋顶的购物中心。我不会对它心存爱意，相反，我会告诫自己以后少来这个地方。
所以当我十八岁时，自然而然地，我申请了南加州大学。我的母亲会吓一跳，她会说：“天哪，你不会是真的吧？那所大学？你是怎么想的啊？你要读什么专业？快餐技术？冲浪？”
我会说：“不，妈妈，我要读昆虫学。”
她听了一定会生气，因为她听不懂这个词，她会说我在卖弄（当时我应该是个书呆子）。“哦，如果你想当医生，你不应该去这个学校。”
“是虫子，妈妈，不是医生，是研究昆虫的。”
她会一下子呆住的，拿着指甲油刷子的手会停在半空。“你说什么？”
我会看着她，耸耸肩。
“你说什么？”
“虫子？”
“是的，妈妈，昆虫学，虫子。”
然后她会把指甲油刷放回瓶子里，拧紧它。她会一边往她指甲上吹气，一边看看我。“我该怎么说呢？你真是年少冲动，你会后悔的。”
我会告诉她，这是我的选择。
然后她会立刻提醒我，是她在供我上学。
我会说我会自己挣钱。
于是她会问，怎么个挣法？
我会说，我会打工存钱。
然后她会说我一定是疯了，要带我去看医生。她会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一毛钱也不给你了。”
我还是不答应，我会气愤地摔门而出。
（）
然后我们会一个星期都不和对方说话。
但是最后，我还是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我的母亲终归在很多方面是对的。而且这样会使她很高兴，也会使生活更好，所以我会去的。况且研究虫子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我还是应该尝试一下法律专业。
于是我的母亲会给我买只劳力士手表，作为犒赏。
我会在开学的第一天戴上它。
当然，我有可能到头来成了一个酒鬼律师，那个时候我才翻然醒悟，然后埋怨我母亲一直以来过度保护我了。所以到最后，事情还是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