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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这只狗。当然了。他要价70马克，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同意40马克。简直太好了：我吸毒时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给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们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吉妮跟我平分一块排骨。“间谍”到了约会时间就来了，他真给我带来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这些值100马克呀。
我们又去地铁动物园站，还是没找到戴特莱夫，但我们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兴，尽管我们经常吵架，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来到露天咖啡厅。巴普西的脸色很不好，两条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31公斤，可她的脸蛋还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讲了戒毒所，说那里面真不错。施特拉不想听我讲。她说：她生下来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发火了，她以为大伙儿要一块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费劲在治疗吸毒的机构给她找了个床位，可她又溜走了，虽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状况很糟糕。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随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牵着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贵的商店买东西，因为只有它晚上还开门：我为狗买了两袋食品，为我自己买了一大堆快餐甜食。买完东西，我给戒毒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命令我回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朋友去，没有讲明是一条狗。
我对此没有过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会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吗？我能想象得出我妈看见我半路偷跑口来时的脸色。我妹妹回来了，她不愿意在我父亲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间和床。流浪吗？我很少那样做。去顾客家里住吗？这意味着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个机器人似地亲吻。我还没有在一个顾客家里过过夜。因为我总是在决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别无选择。
回到家——我们总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们对我很冷淡，但也没有说长道短。他们甚至对吉妮也没说什么。这里已经有12只猫了。
我去地下室找来旧被子，在我的床边给吉妮搭了一个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处拉屎尿。它从不爱干净。这个小动物有颗痣，我也有颗痣。我喜欢吉妮，所以我打扫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补充训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惟一使我烦恼的就是训练时要与吉妮分开。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着长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谈话的人。现在，我总算有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
我又逃跑过两次。最后一次持续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觉——她妈妈为了戒酒住在私人诊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这期间，我才得知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丈夫的家伙就这么溜走了，甚至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我俩早就向往去巴黎。我们曾希望在蒙马特租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戒毒。我们从未听说过巴黎的吸毒者，还以为巴黎没有这些。我们想象巴黎只有艺术家、高雅的人，人们经常喝咖啡、饮酒。
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就这么去了巴黎。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独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开始那套把戏，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给戒毒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妈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让他们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来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们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疗中，就像着了魔似的。我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我又得到了测谎器证实的荣耀，当我说到训练对我大有益处时，测谎器的挂钟从未晃动过。我对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快成功了。”我没有给我妈打电话。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着小伙子的衬裤，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妈给我拿东西来。
一天，我爸打来电话。“你好，克丽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刚得知你的地址，还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很惊讶，你第一次对我感兴趣。”
“告诉我，你还想呆在那帮家伙那儿吗？”
“当然。”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喘过气来。他又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顿饭。我同意了。
半小时后，我被叫进办公室。谁在那儿？我亲爱的父亲，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他。他跟我来到我与另外四个姑娘同住的房间。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怎么口事，乱七八糟的？”他总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