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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听老师的话。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开学没过几天，孩子们就到处闲逛，并且在课堂上打起架来，弄得那位女老师不知所措。她不断地嚷着：“坐下！”她的命令不仅没有人服从，反倒引起一伙人嘲笑，而另一伙人起哄得更加厉害。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动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喜欢动物。那可是一种真正的爱好。我对此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像我们一样喜欢动物。我真可怜那些家长不让在家里养动物的小孩。我们家的这两间屋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我有四只小老鼠，两只大花猫，两只小白兔，一只金丝雀，此外，还有那条我们从乡下带来的棕毛狗“阿萨斯”。
阿萨斯总是在我的床边睡觉。我也总是喜欢睡觉的时候把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和它逗着玩。
我认识那些家里也养着狗的小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更好相处。我发现在距离小区不远的鲁道夫那里有一小块真正的天然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狗带到那里去玩。那里有一片覆盖着泥土的废弃的垃圾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的狗总是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猎犬游戏”：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藏起来，而他的狗由别人牵着。当这个人藏好以后，把狗松开，让它去找出自己的主人。总是我的阿萨斯嗅觉最灵敏。
至于我那些小动物，有时我也把它们带到沙滩上，甚至带到学校里去。老师还把它们当成生物课的观察教具。有时候，学校的老师甚至允许把阿萨斯拴在教室里陪我听课，它从不捣乱，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上，一动不动地直等到打下课铃的时候。
多亏了我的这些小动物，我的日子才算过得有意思。爸爸和我们的关系可是越来越糟了。妈妈天天上班，爸爸却老呆在家里。他们那个婚姻介绍所的计划早就成了泡影。爸爸发椅上打发日子，耐心等待。而他那火药桶似的脾气越来越变得严重了，动辄就大发雷霆。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就常帮我做功课。我好长时间总是分不清字母H和字母K。妈妈总是用一种天使般的耐心给我解释。可我几乎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看出爸爸开始冒火了。我一看就知道有何后果：他终于到厨房去找来一把扫帚，然后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挨完打之后，我还得向他说出H和K的区别。当然，我仍然是糊里糊涂地闹不清楚，结果只好屁股再挨一顿打，然后让你上床睡觉了事。
这就是爸爸帮我做功课的方式。他希望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好成为一个“人物”。不管怎么说，爷爷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从前甚至有一个印刷厂和一家报纸，当然还有其它许多财产。可战后，他的财产全部被民主德国征用了，他当时居住在东德，所以至今每当爸爸认为我在学校的学习不行就会大发雷霆。
今天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某些夜晚的细节。有一次，有一道作业题要求我们在算术本上画出六座房子：宽6格，高4格。我已经画好了一座，并且完全知道该怎么画下去。突然间，爸爸坐到我的身边，他问我下一幢房子应该从哪画到哪，我因为害怕而没有数好格，只好随便回答。当我一弄错，他就立即给我一记耳光。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我再也说不出任何答案来。这时，他气得站了起来，朝着帆布雨衣那边走过去。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拿起那根支撑雨衣的竹棍，嗨，一股脑儿就朝我的屁股打过来，一直打到我的屁股露出来才罢休。
每当一上桌吃饭，我就害怕起来：只要我弄脏了什么地方，那就是一场哭啦，我要是碰倒什么东西，那就得小心自己的屁股。我连碰一下我的奶杯都感到害怕。我几乎每顿饭都提心吊胆，生怕闯出什么祸来。
每天晚上，我总是很客气地问爸爸是否出去。他经常晚上出去，而留下我们母女三人，这可算是最痛快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过上一个安宁的夜晚。可当他一回来，事情就常常不好了。他常常是喝完酒才回家的。只要一点点借口——比如说我们的玩具或者衣服没有摆整齐——他就会小题大作，火冒三丈。爸爸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过日子最要紧的是井井有条！”有时候他要是半夜回来，一看我们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他就会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打耳光，然后就会轮到我的妹妹。接着他就会把我们的东西全扔在地上，限我们在五分钟之内把全部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我们常常无法办到，于是，他就要重新对我俩乱打一通。
妈妈常常站在门槛上，忍气吞声地看着我们挨打。她很少敢于替我们辩护，因为爸爸也打她。只有我那条狗阿萨斯，倒是常常上来居间调停。它用一种诉苦般的声音呻吟，两眼充满无限的忧伤。还是它最懂得使爸爸恢复理智，因为爸爸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喜欢狗。有时候爸爸也会叱责它，不过，他从来也不打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尊敬和喜欢我的爸爸。我觉得他和别人相比还是强得多。我虽然怕他，但我觉得他的举止仍然是正常的。克罗比小区的其他孩子并不比我更好受。他们有时候眼睛都被打肿，连他们的妈妈也不能幸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小孩的爸爸喝得酩酊大醉，像一堆烂泥似地躺在大街上或游戏场上。而我自己的爸爸也没有喝醉到这个样子。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家具从窗口飞出来，摔碎在街上，妻子大喊救命，甚至把警察叫来。在我们的家里，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
爸爸经常责备妈妈花钱太多，其实是妈妈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有时妈妈也和他顶嘴，她说是爸爸的那些狐朋狗友的酒会。他的那些女人，还有他那辆汽车，才是填不完的无底洞。这么一来，他们俩就得动起手来。
爸爸的那辆“波尔什”牌汽车可以说是他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东西。他天天把他那辆车擦得光亮如镜。在克罗比小区里爸爸的这辆“波尔什”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反正我还没见过哪个失业的人会开着一辆“波尔什”。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懂得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干吗三天两头的发脾气？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和妈妈说话多了一点的时候，我才琢磨出一点点道理来。原来只是爸爸能力够不上。他曾经有过雄心壮志，可是连连失策，一事无成。正是因为这个，爷爷才一直瞧不起他。在妈妈和爸爸结婚之前，爷爷就提醒过妈妈。他把他的儿子说成是无赖货。原来爷爷还把希望寄托在爸爸身上，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把家境恢复到被征用以前的那种显赫的光彩。
要是爸爸没有遇上妈妈的话，也许他早已当上一个什么财产保管行政官——当他们认识的时候，爸爸正在做考试的准备——并且将会有一个养狗场。可惜当时妈妈怀上了我，他也就只好中断学业而娶了妈妈。从那以后，他肯定认为妈妈和我是导致他失败的丧门星。如今，在那些他最向往的东西中，只剩下他那辆“波尔什”和几个能说会道而无所事事的朋友。
他不仅憎恨他的家庭，而且根本就把我们撇在一边。他竟能使他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个结了婚的。有家有眷的人。每当我们遇上他的朋友，或是他们上家来找他，我们都得叫他“理查叔叔”。我不知挨了多少耳光才终于牢牢地记住：当着外人的面，他就得变成我的叔叔。
对妈妈来说也是如此。他禁止她向他的朋友透露她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不能表现出他们的夫妻关系，我记得他把她说成是他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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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那些朋友都比他年轻，他们还有自己的前途，至少他们相信自己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爸爸也想和他们一样无牵无挂，而不想着自己已经是一个有家的男人，却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
当然，在这个时期——从我6岁到8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我一点也察觉不出来。爸爸的行为在我眼里看来只不过是肯定了我在街上或学校里学到的那个生活规则：要不打人，要不挨打。由于妈妈在他的生活中也同样挨够了揍，所以她也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永远也别先动手，但是要是人家打了你的话，你就还手，并且狠狠地打，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可她，她已经再也不能还手了。
慢慢地，我终于学会了这一手。在学校里，开始我只攻击那个最软弱的老师。我一上他的课就故意做些滑稽的动作，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后来当最厉害的老师上课我也敢捣乱的时候，同学们无不对我敬佩三分。
这些初步的胜利激励我去试试我的筋骨。其实我还是个柔弱的姑娘，可我的狂热使我勇气倍增。很快我就敢于和那些比我强壮的人比个高低而毫不手软。要是有人敢来冒犯我并且让我在校门口碰上的话，那我倒是有几分高兴。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也不着急动手，因为其他的孩子都尊重我。
现在我8岁了。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快点长大，变成大人，变成像爸爸那样的大人，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别人行使我的权力了。可眼下，我只能取得我手中的这点权力。
爸爸终于找到了工作，可这份工作还不能令他满意，不过挣点钱去维持他那辆“波尔什”和他那些青年人的爱好还是可以的。这一来，放学后回到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了（妹妹比我小1岁）。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朋友，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跟她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更加强壮。
我们几乎天天和小妹妹一起玩耍。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我们到处从烟灰缸里或纸篓里拾烟头，然后在手背上磨光就抽起来，当妹妹要求让她也抽一口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指弹她。我们对她发号施令：洗碗去，把抹布拿过来。总之，就是让她干那些家长让我们干的家务活。完事以后，我们就抱着我们的囡囡到外面散步去，把小丫头一个人关在屋里。只等她把全部工作做完之后才能让她自由。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8岁的时候——在小区附近的鲁道夫街开着一家跑马俱乐部。起初，当我们看到郊区最后一个自然的小岛也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生气。可很快，我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就熟悉起来，我常常替他们干点活，比如帮助他们用草擦马或打扫马厩。而他们每周允许我免费骑一刻钟的马。我觉得这种玩艺很有意思。
我真喜欢马，我觉得我对俱乐部那头小毛驴特别感兴趣。不过，最使我高兴的还是骑马。对我来说，骑马是显示我的力量和权力的最好的机会。你看这匹马比我强壮得多，可它得服从我的指挥，当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立即又重新骑上去，直到马听我的话为止。
可惜有一天我被“解雇”了。从那以后，我要想骑马就得先付钱。家里并不经常给我零用钱，那么我就开始做些不正当的手脚：我偷偷拿合作社的息票去换钱，或者把家里的啤酒瓶拿出去退掉。
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干点小偷小摸的事。我常常到超级市场偷一些家里没有的东西，尤其是糖果一类的小吃。这些东西差不多别的孩子都有权享受，可我们就吃不到。爸爸说吃糖果对牙齿没有好处。
在克罗比小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