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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选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开卷如开芝麻门(2)
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会读书。精读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那当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读,那就是以该书或该文为评论、翻译或教课的对象。要把一本书论好、译好、教好,怎能不加精读?所以评论家(包括编者、选家、注家)、翻译家、教师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读者,被迫的精读者。这种读者一方面为势所迫,只许读通,不许读错,一方面较有专业训练,当然读得更精。经得起这批特殊读者再三精读的书,想必是佳作。经得起他们读上几十年几百年的书,一定成为经典了。普通的读者呢,当然也有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读者的“意见领导”。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书也读不完,何况愈到后代,书的累积也愈大。一个人没有读过的书永远多于读过的书,浅尝之作也一定多于精读之作。不要说陌生人写的书了,就连自己朋友写的书,也没有办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没有时间,何况历代还有那么多的好书,早就该看而一直没有看的,正带着责备的眼色等你去看!对许多人说来,永远只有很少的书曾经精读,颇多的书曾经略读,更多的书只是道听途说,而绝大多数的书根本没听说过。略读的书单独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益处,但一加起来就不同了。限于时间和机缘,许许多多的好书只能略加翻阅,不能深交。不过这种点头之交(Nodding Acquaintance)十分重要,因为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该去哪里找他。很多深交都是这么从初交变成的。略读之网撒得愈广愈好。真正会读书的人,一定深谙略读之道,即使面对千百好书,也知道远近缓急之分。要点在于:妄人把略读当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过是点头浅笑。有些书不但不宜精读,且亦不必略读,只能备读,例如字典。据说有人读过《大英百科全书》,这简直是以网汲水,除了迂阔之外,不知道还能证明什么。有些人略读,作为精读的妥协,许多大学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会略读,因为他们没有精读的训练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读,甚至掠读,只为了附庸风雅。这种态度当然会产生弊端,常被识者所笑。我倒觉得附庸风雅也不全是坏事,因为有人争附风雅,正显得风雅当道,风雅有“善势力”,逼得一般人都来攀附,未必心服,却至少口服。换了是野蛮当道,野蛮拥有恶势力,如“文革”时期,大家烧书丢书都来不及,还有谁敢附庸风雅呢?附庸风雅的人多半是后知后觉,半知半觉,甚或是不知不觉,但是他们不去学野蛮,却来学风雅,也总算见贤思齐,有心向善,未可厚非。有人附庸风雅,才有人来买书,有人买书,风雅才能风雅下去。据我看来,附庸风雅的人不去图书馆借书,只去书店买书。新书买来了,握在手里,提在口头,陈于架上,才有文化气息。书香,也不能不靠铜臭。当然,买书的人并非都在附庸风雅。文化要发达,书业要旺盛,实质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读者来推波助澜。一般读者正是那波澜,至于附庸风雅的人,就是波澜激起的浪花,更显得波澜之壮阔多姿。大致说来,有钱人不想买书,就算“买点文化”来做客厅风景,也是适可而止。反过来呢,爱书的人往往买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畅买,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餍足的程度。亚历山大恨世界太小,更无余地可以征服,牛顿却叹学海太大,只能在岸边拾贝。书海,也就是学海了。逛大书店,对华美豪贵的精装巨书手抚目迷,“意淫”一番,充其量只像加州的少年在滩边踏板冲浪罢了。至于海,是带不回家的。我在香港,每个月大概只买三百元左右的书刊,所收台港两地的赠书恐怕也值三百元。这样子的买文化,只能给我“过屠门而磨牙”的感觉,连小康也沾不上,遑论豪奢?要我放手畅买的话,十万元也不嫌多。看书要舒服,当然要买硬封面的精装本,但价格也就高出许多。软封面的平装本,尤其是胶背的一种,反弹力强得恼人,摊看的时候总要用手去镇压。遇到翻译或写评时需要众书并陈,那就不知要动员多少东西来镇压这一批不驯之徒。台灯、墨水瓶、放大镜、各种各样的字典和参考书,一时纷然杂阵,争据桌面,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真恨不得我的书桌大得像一张乒乓球桌,或是其形如扇,而我坐在扇柄的焦点。我曾在伦敦的卡莱尔故居,见到文豪生前常用的一张扶手椅,左边的扶手上装着一具阅读架,可以把翻开的书本斜倚在架上,架子本身也可作九十度的推移,椅前还有一只厚垫可以搁脚。不过,这只能让人安坐久读,却不便写作时并览众书。有时新买了一部漂亮的贵书回来,得意摩挲之余,不免也有一点犯罪感,好像是又娶了一个妾,不但对不起原有的满架藏书,也有点对不起太太。书房里一架架的藏书,有许多本我非但不曾精读,甚至略读也说不上,辜负了众美,却又带了一位回来,岂不成了阿拉伯的油王?至于太太呢,她也有自己的嗜好呀,例如玉器,却舍不得多买。要是她也不时这么放纵一下,又怎么办呢?而我,前几天不是才买过一批书吗,怎么又要买了?我的理由,例如文化投资,研究必备等等,当然都光明正大。幸好太太也不是未开发的头脑,每次见我牵了新欢进门,最多从容地轻叹一声,也就姑息下去了。其实对我自己说来,不断买书,虽然可以不断满足占有欲而乐在其中,但是烦恼也在其中。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这矛盾始终难解,太太又不断恫吓我说,再这么鹭鸶一般弯颈垂头在书页的田埂之上,要防颈骨恶化,脊骨退化,并举几个朋友做反面教材。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开卷如开芝麻门(3)
除了这些威胁的阴影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书的收藏。每个读书人的藏书,都是用时不够,藏时嫌多。我在台北的藏书原有两千多册,去港九年搜集的书也有一千多册了,不但把办公室和书房堆得满坑满谷,与人争地,而且采行扩充主义,一路侵入客厅、饭厅、卧室、洗衣间,只见东一堆,西一叠,各占山头,有进无退,生存的空间饱受威胁。另一现象,是不要的书永远在肘边,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秘失踪,到你不要时又自动出现。我对太太说,总有一天我们车尾的行李箱也要用来充书库了。问题是,这几千本书目前虽可用“双城记”分藏在台北和香港,将来我迂回台北,这“两地书”却该怎么合并?然而书这东西,宁愿它多得成灾,也不愿它少得寂寞。从封面到封底,从序到跋,从扉页的憧憬到版权的现实。书的天地之在,绝不止于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那美丽的扉页一开,真有“芝麻开门”的神秘诱惑,招无数心灵进去探宝。古人为了一本借来的书限期到了,要在雪地里长途跋涉去还给原主。在书荒的抗战时代,我也曾为了喜欢一本借来的天文学入门,在摇曳如梦的桐油灯下逐夜抄录。就在那时,陆蠡为了追讨日本兵没收去的书籍,而受刑致死。在书劫的“文革”时期,除了那本小红书随风飞扬如枫林之外,一切封资修的毒草害书,不是抄走,便是锁起,或者被焚于比秦火更烈的火里。无数的读书人都诀别了心爱的藏书,可惊的是,连帝俄的作家都难逃大劫。请看四川诗人流沙河的《焚书》吧: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1983年6月于厦门街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美文与杂文
台湾的散文不但名家辈出,一般的水准也不算低,可是某些习见的散文选集,尤其是近来的年度散文选,并不能充分表现这种文体的多元生命。习见的散文选集所收的,几乎尽是抒情写景之类的美文小品,一来读者众多,可保销路;二来体例单纯,便于编辑。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足以传世的佳作,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纯散文”,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长此以往,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所谓美文(belleslettres),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直觉观赏的作品。反之,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由作家来写。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杂文写好了,可以当美文来欣赏,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而作。且以《古文观止》为例。全书十二卷,前五卷几乎清一色是历史著作,选自《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第六卷的汉文性质颇杂,多为诏策章表之类的应用文字。从第七卷起才有类似今日所谓散文小品的美文,如《归去来辞》与《北山移文》,但是仍有《谏太宗十思疏》与《为徐敬业讨武檄》一类的公文。后面的五卷,从唐文到明文,也都是美文和杂文并列。再以《昭明文选》为例。这部更古老的文学选集,前半部是诗赋,可谓美文,后半部却是公文、书信、论述、碑诔之类,全属杂文。由此可见我国的散文传统非但不排斥杂文,还颇表重视。杂文是为解决问题,沟通社会而产生的作品,只要作者有真挚的感情、深刻的思想,而又善以文字来表达,往往也能写出动人的美文。诸葛亮写《出师表》,原本无意于抒情或唯美,却因为情真意切,竟把奏议的公文写成了千古的至文。单从《古文观止》所选作品来看,也见得出唐宋散文的八位大师都兼擅杂文,所以也才言之有物。杜牧虽以《阿房宫赋》闻名,其实他的《樊川文集》里,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