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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哑然，水坝之内的建筑结构之复杂，并不在于房间的多少，而在于它的用处完全和我们平时的住房不同。事实上普通人所处的建筑结构给他造成的行走习惯在特种建筑场合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也是我们做勘探的时候，遇到一些废弃的建筑都不主张深入探索的原因。就比如一个化工厂，你想在里面奔跑，恐怕跑不到一百步你就得停下来，因为有些你认为是路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路。而水电站就更加的不同，其建筑结构完全是为了承压和为电机服务而设计的，袁喜乐能够一口气穿过如此复杂的建筑跑到这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对这里的结构非常熟悉，她肯定来过这里。
我突然有点悲哀，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肯定是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回到我们遇见她的地方，见鬼我们竟然又把她带回来，要不是她神志失常，恐怕会掐死我们。
小兵还告诉我这样的雾起来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也是先泄洪，但是没有飘到这么高。袁喜乐听到警报之后就几乎疯了一样，要关上这里的门。他是工程兵，对于毒气以及三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当时也意识到这雾气可能有毒。
我问他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情？
他说，如果按照工程角度来说，这里肯定是有一个水位感应器，在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水坝会自动开闸放水，显然这个装置要么这二十几年一直在这样规律的运作着，要么就是前不久的时候被启动的。
而这大坝之下的深渊如此的深邃，他估计这层浓雾就是给高速落下的水流砸起来的，撑着那种向上吹的横风带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成份。
这小兵的分析真的是十分有道理，后来我们回去再考虑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我当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马在海，是温州乐清的兵，三年的老工程兵了，一直没退役。
我说那你怎么还是小兵，他说家庭出身不好，每次班长给提档都被放到一边，他都换了四个班长了，自己还是小兵，副班长和他一样，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不过副班长打过印度人，所以升了一级，他们两个人一直在班里待着，他第一个班长都提正排了。他说我要是觉得他可怜就帮他向上头说说，好歹也弄个副班长当。
这事儿我也帮不了他，只好干笑不作答。心说看现在的情况，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浓雾一直持续，气闭门外漆黑一片，两个小时也不见有消散的迹象。我们躲在这铁舱里，只能通过那个孔窗观察外面，什么情况也看不清楚。好在封闭舱里相对安静，我们能听到水流的轰鸣声，这里面最清晰的声音，则是我们的呼吸和整个混凝土大坝承压发出的那种声音。
没有人知道浓雾什么时候会退去，我们一开始还说话，后来就静静的呆在舱里休息。副班长昏迷了一个半小时便醒了过来，精力萎靡，但是还算清醒，似乎没什么大碍。马在海喜极而泣，我则松了一口气。
之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担心这房间里氧气会耗尽，但是很快我发现这里有老式的换气装置开在踢脚线的位置上，后来1984年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里缴获的日本潜艇，想起这种开在踢脚线上的长条形小窗，有点像那艘日式潜艇的换气系统，想想可能那时看到的就是从报废的潜艇上拆卸下来的系统。这个人防工事修在大坝的机房里，似乎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特别的地质现象。
当时也没有个人能和我商量事情，我只能一个人在哪里瞎想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显然袁喜乐如此熟悉这个地方，她所属的勘探队肯定在这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显然他们遇到的我们很快也会遇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袁喜乐神志不清，而另一个似乎是他们勘探队的人严重中毒死在了半路上，可以肯定这里发生的事情必然不会是太愉快的。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按照马在海所说的，袁喜乐对于这种雾气的恐怖如此厉害，会不会其他人已经牺牲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当年日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这些事情全都毫无头绪，我的脑海里一下闪过巨大的“深山”轰炸机，一下又闪过巨大的深渊和鬼魅一样的雾气，简直头痛欲裂。似乎所有的线索也只有这么几项，反复的思考都得不到一点的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个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的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的更加紧，脑袋也不由自主的避开我的视线。
我只好放弃，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开始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候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只是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样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来，这里许多的设施都已经被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晰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自己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只是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个小时之后，我们大概确定完了计划，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此时，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
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少时间？天哪？一天，或者是一个月？
在我提出来前，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在大家的观念中雾气总是很快就消散的，我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有点恐慌，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变成现实。马在海对我说，上一次虽然雾气没有上来，但是退下去也比较迅速，他估计这雾气再有几个小时就肯定得散，不然就是那横风也能把它吹淡了。
我也想当然的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这鬼魅一般的雾气，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雾气必然是不停的翻滚上来，如何能有散的时候。
所以很快，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又安静的等待了五六个小时，雾气却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
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开始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有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承认这么一个命题，相当的痛苦，这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的延迟了，但是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此时我们再次合计，十多个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计划，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
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有耐心，现在想这些会不会是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我们得面对现实，看样子，只要水闸不关，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不可能消散了。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我们要分配口粮和水，尽量延迟生存的时间，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一方面也要积极的想办法。特别是第一个措施，就算雾气一个小时后可能散去，我们也得做好他一个月后才散去的准备。
我说完这个，马在海的脸色就很难看，他对我们说，其实，口粮的问题还可以，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因为他们当时是急着救我们，所以大量的装备都丢弃了，只把食物带了过来，主要的问题是水，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个水壶，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
我听完这个，心直往下沉，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当时在入洞的初段行军的时候，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顿时心里犯堵，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现在是现世的报应。
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不然还能拧出水来，我脑子转的飞快，但是没用，很快就绝望了。
在我的记忆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那时候我才参加工作，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好在水最后是退了，不过，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干粮和水都很充足，最缺乏的是经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现在倒好，经验丰富了，没水，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的多。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呆到雾退，我们恐怕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
我心说这里哪里有这样的管道，只见他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这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的，后来被苏联学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这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似乎是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是这管道口窄的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的进去？
马在海说他个子小，应该问题不大，说着就趴了下去，先是拆除了防鼠网，然后试探着自己能不能进去。
我也趴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他到底是个男的，当兵的骨头架子大，如何都挤不进去。而这个通气口，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
马在海滑稽的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最后他扭伤了脖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他人，陈落户脑袋很大，我是个大个子，副班长脑袋上有伤，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
我沮丧的坐在地上，几个人都不说话，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的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似乎怕我们来抢。
我没心思去理他，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