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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坚信国际共运的低潮是暂时的，就如同中国革命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一样。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从长征初期的30万减少到结束时的3万，根据地也只剩下十分之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降到了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错误路线，又得到了发展的机遇，最后的胜利来得比人们的预期要快。那么当前的正确路线又是什么呢？无疑是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让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
前苏联共产党成功地将欧洲经济上最落后的沙皇俄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运的支柱。当希特勒德国把法英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时，是苏联红军最终制止了德军的闪电战。二战后，前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实体，具备同美国抗衡的实力。美国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苏联随即跟上，苏联还先于美国把卫星和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尽管前苏联的科学家并没有得什么“诺贝尔奖”，可是他们的杰出成就就是他们的对手也感到震惊。每届的奥运会也都是美、苏两大霸主的争霸战。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经济能够良性循环的机制。以前苏联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竟然始终没有能解决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实在令人叹惜。
中国革命成功后几乎是步上了前苏联的后尘。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尽管其间还经历了消耗极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初期我国政府接收的烂摊子令人触目惊心，而且西方在美国的策动下对我国实施全面的禁运。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都敢于叫嚷，共产党几个月后就会垮台，美国人则预言共产党政府不可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1956年时，我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居然制造出了喷气式战斗机、汽车、拖拉机、火车…。然而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把大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一下子打了下去，到人祸制造的“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中国人民的吃饭真的成了大问题。领导层只得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少农村搞起了包产到户，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到1965年又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所以才能支撑如此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的几年间，不仅搞乱了我国政治、文化教育，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当时危害我国经济的有三大问题：军费、外援、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战备。由于错误判断形势，那些年我国军费开支远超过GDP的5％的上限。而外援更是远远超出国力能承受的范围，约在GDP的4－5％。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曾提出发达国家以GDP的1％援助发展中国家，后来又把此值降到了0。8％，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由此可以推断我国经济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幸好在经济尚未崩溃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更幸运的是，其后中央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并坚持了许多年。我国能初步解决农业和吃饭问题，几乎只是依靠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就做到了。前苏联解体十年后，我国曾有一个专家组访问独联体国家，发现那里的绝大多数集体农庄都保存着，仍在吃大锅饭。他们感叹道，前苏联将近70年的农业集体化后，农民已经不会单干了。
我国的工业则终于掌握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终结了商品短缺的时代。“全民经商”固然不好，终归是大幅度提高了商业流通的地位，这是我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然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从政治层面上说有严重的贪污腐败，庞大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公务员队伍…。而经济本身则面临：经济交往极度缺乏诚信；有效需求不足，持续紧缩；…我国的领导层以不懈的努力在不同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王刚主政后更是加大了解决的力度，前面的章节已经作了描述。随着统一行动的日益临近，强固的经济基础显示了无比的威力。然而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我国经济的持续超高速发展，导致资金的严重短缺。
北京中南海怀仁堂1月20日
几天前召开的十七届×中全会和人大会议对高层领导作了重大调整，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来传说得沸沸扬扬的年立青副总理“转正”，并未成真，而是由孔令俊出任总理一职，引起了轰动。国内外纷纷评说这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是务实的、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的。年立青成了唯一的副总理，另设了4个总理助理，由此，行政班子从上而下都只有一名副职，强化了个人责任制。
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尽管外国媒体可以知道中共高层在召开重要会议，但是连会议的议题都搞不到。于是纷纷猜测是讨论“解放”台湾的大计。弄得台湾又是一阵鸡飞狗跳的。其实这次重要会议虽说与统一大业有关，但并不直接。
照表面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形势是一片大好，去年的实质增长接近17％。在新技术产品的带动下，出口产品提高了品位出口额猛增；而巨额外资的进入也带动了先进设备的大量涌入，所以进出口总额上升了11％，要知道去年全球贸易总额下降了3％哪。由于进出口基本平衡，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并不大。各国经济界基本上对此给予正面的评价。那不是很好吗？
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的问题一点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
财政部长孟国方的报告让与会者有点头痛：“…今年的军费开支仍能控制在1万5千亿元，在GDP的5％以下，并未对经济产生压力，还应该说我国的这一波经济腾飞，国防需求出了大力。问题最大的是环保投资，多年来各地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产值的增长，造成环保的欠帐太多。去年仅仅为了与日本的1400多亿美元投资配套，环保项目化了1。2万亿元。专家组化了一年的时间进行调研测算，要完成我国1400多座大中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发电厂和化工厂除尘、城市绿化达标等，至少需要24万亿元！现在各省市都认识到解决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在积极筹措资金实施环保项目，但中央至少要拿出12万亿元的支持资金！”
与会者无不惊叹，这等于8年的军费啊！不过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呢。
“三农我们已经提出了多年，大家感到问题似乎越来越多，关键是我国的农民群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而我国几十年来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投资是不足的。前年我军收复了藏南地区，去年外蒙古回归让东部人口密集地区的人群有了一个缓冲的地域。然而为了确保这些地区的持续发展，移居的800万民众，耗费了4千亿元的环保开发投资。开发大西北移居的1200万，人均耗资更高，大约人均6。5万元，主要是解决供水和改善饮用水水质。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另一出路是转入非农岗位，而且这是主要的出路，如果设想十年内把4亿农民转到非农岗位，以前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均投资需5。5万元，那么每年需2。2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军费开支。…”
不少与会者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么留下的农民国家就不用管了吗？否！
“对农业的补贴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国策，美国在本世纪初每年的农业补贴款高达2千亿美元之巨，农场主的每1美元的收入有30－40美分是政府的补贴。我们同样要全力支撑这个基础产业。专家们初步测算，向4亿农民免费提供优良的种子、幼禽畜，国家为每50农户提供一名农技人员进行技术指导，每年也得支出1万亿元！而农村地区的基本建设都必须有国家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农业现代化，举凡农用道路的改造；输水管网的建设，推广滴灌、渗灌、喷灌节水农业，各地的封山造林，控制水土流失的工程，甚至建立全面有效的监视系统都需惊人的资金。前些年的欠帐太多了。…”
那么不是精简公务员队伍成绩很大，省了不少钱吗？非也！。总理助理成安丰近年来在主管公务员缩编工作，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没有中央的全力支持，是没有可能性成功的。他的报告也出乎不少人的意外：“…经过近二年的努力，我国公务员的实际人数从3600万之骤降到了2400万，仍占世界第一。实际减少的人数远不止1200万，因为教育法规定，所有的农村学校都必须配备合格的教师。所谓的‘民办教师’经考核，大批的合格人材转为正式教师，他们全部作为公务员。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医师也都成为了公务员。这是适应教育转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所必须的。
“公务员缩编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举措，从长远来说能减轻财政的负担，但是这二年却又增加了惊人的开支。各机构减员后，政府如约提高了在岗人员的收入，因此各部门的人员支出减少得并不多；而1千万无法自谋职业的人员，不但要支付他们工资，还至少耗资4千亿元对他们进行培训，并创造就业岗位。”
与会者理解，只有安置好精简出来的人员，才能顺利地推进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只是没有想到代价是如此之大。
成助理：“今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将再缩编1200万公务员，而且不仅各部门要减人，还要将任务不明确的、功能与别的机构重叠的部门全部砍掉。保留的部门必须有明确的功能，公务员全部有考核的办法，并受人大代表和舆论的监督。这1200万人的安置问题就更大了，每人以5万元计，就需要6千亿元资金，即使那些安排为提前退休的，也得把资金转到养老基金…”
其他部门提出的问题也不少，资金缺口之大实在惊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改革的速度，每年的支出也就减少了。只是其负面影响太大了。
新任总理孔令俊的发言指出：“…我们遭遇的困难都是高速发展中遇到的，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将会有很大的改观，整体国力将大幅度上升。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是有基础的。初步的决算，去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为19％多些，令人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在预言我国经济将再次高速下滑呢。我国这一波的经济发展高潮是建立在一个规范的经济秩序，并以新技术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的基础上，也是以内需为主要动力的，是有后劲的。…”
确实如此，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已经超过东部沿海地区达3个百分点。而且在发展中极为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以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西部地区发展经济最大的困难似乎是缺水，实际上那里河流的径流量比以色列地区的大了好几十倍。关键是人们的节水观念太差，这二年通过强制措施和示范作用，水的综合利用率已经大幅度提高。这一年来渠道正在逐渐被瓷钢管道和电脑调控系统所取代，首先把优质水供居民使用，工业用水必须循环使用，排水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滴灌、渗灌和喷灌不但用在了农田和牧场，而且各个封山育林的山头上都由林业局在陆续安装滴灌、喷灌装置。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正在高速度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西部地区的高速发展还带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大量人口的西移也缓解了东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