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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洞国命令曾泽生配合新7军突围出城，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几个人磋商多日，却一直未能正式与城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下属军官和人员绝大多数目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配属60军的暂52师态度不明；新7军内部情况如何也不知道。
曾泽生摇了摇头。“我们先出城吧，趁机探探新7军的口风。”
结果这次突围连战四日未能成功。曾泽生借机找到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李鸿面带憔悴地说：“士气低落，大概都差不多吧。”
曾泽生试探着问：“我们现在已没有突出去的希望了，估计最后能突围的只有贵军了。”
“我们？”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现在全军之中，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哪还有突出去的可能？”
第7军也已灰心丧气了。曾泽生看明白了。他更加坚定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0月10日，一架国民党飞机突然出现在长春上空，盘旋不久投下一份信件来。
郑洞国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写给他和李、曾二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要立即突围。
李鸿当时突感伤寒，郑洞国找曾泽生和新7军副军长史说来商议。三人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因为谁都知道，城外解放军兵力雄厚，城内国民党军兵无斗志，如何突围？
郑洞国挥了挥手：“你们先回去吧，容我再仔细想想。”
曾泽生回到60军后，深感事情紧急，蒋介石不断地催促长春突围。如果不能尽早起义，恐怕都会被郑洞国赶上战场，那样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3日晚上，他找来白、陇两位师长，经过商议，决定派出手下曾跟解放军有过来往的两个团长，迅速与城外取得联系，定于16日夜里正式起义。
这两个团长穿小街，爬城墙，几经辛苦终于将曾泽生的起义信送到了解放军手中。由于事出意外，解放军中对曾泽生是否为真起义意见不一，几经争论，最后肖劲光拍了板：欢迎曾泽生起义。待两个送信的团长返回60军时已是16日的下午。他们不知道这几天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情。
曾泽生原本让二人15日返回，但由于至夜尚无消息，他内心中感到非常不安。
16日10时，曾泽生正吃早饭，突然郑洞国来电话叫他马上到司令部，有紧急事情。曾泽生以为起义之事泄密，顿时紧张起来，迟迟不敢动身。后经郑洞国再三催促，才勉强前往。一见曾泽生神色异常，郑洞国忙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没什么。”曾泽生结结巴巴地说。
“没什么就好，现在有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郑洞国边说边拿出刚收到的蒋介石手令：“现共军各纵队均被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通令即刻开始行动。如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此时，曾泽生才如释重负，坦然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郑洞国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开始行动，明天出击，后天即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
曾泽生用低沉的声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60军没有希望。”
一旁的史说也接过话来说：“新7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如果总司令决定突围，我们服从。”
郑洞国看到大家愁眉苦脸，也很无奈地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下午开会拟定突围计划。”
曾泽生无意在此滞留，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匆匆离去。
曾泽生感到时间紧迫，他坐立不安地等着出外联系的两个团长回来。直到天将黄昏，才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曾泽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他立刻派两位副师长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具体行动，然后，他赶到暂21师师部地下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起义的决心，并命令暂21师马上行动，对新7军布防。同时令暂52师师长李嵩带所属三个团长夜里11时到军部开会，准备强迫他们就范。
李嵩一直蒙在鼓里，还以为要突围，等到了军部才知道60军的其他两个师都已决定起义了。自己知道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服从命令。暂52师的问题轻松解决了。
肖劲光已调动各路兵力，在城外作好了接应准备，同时派出解放军代表夜赴60军商议下一步的工作。
16日这一夜，郑洞国也没有睡好。他布置完突围行动计划后，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反而觉得空虚和沉重。他明白，突围是凶多吉少，明天很可能就是他们全军覆灭的日子。
夜色已深，郑洞国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司令官吗？不好了。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
“什么？”郑洞国大吃一惊。他立即通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马上调查60军的动向。随后，他又给曾泽生打电话，但整个60军的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
郑洞国无力地放下了电话。
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等都跑来了，紧张地报告：“刚才新7军军部附近遭到乱枪射击，60军防区对新7军加强了警戒。”
郑洞国摆了摆手，长叹一声：“算了，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
曾泽生的起义完全打乱了郑洞国的安排，突围是不可能的了。他只能向卫立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众人面面相觑，然后惶惶不安地散去了。
17日早晨，杨友梅、史说、龙国钧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等人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探听消息。正说话间，60军一位军官送来了曾泽生的亲笔信，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劝说郑洞国断然起义。
郑洞国看后，冷冷地对来人说道：“信，我留下，请恕我不能回复。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是不会的。”
他把曾泽生的信递给在场几个人轮流传看，沉默了一会说道：“你们回去把重要的档案文件全部销毁，然后跟我前往中央银行地下室。我要誓与长春共存亡！”
第40节 谁还能比郑洞国更顽固
曾泽生率领60军在10月17日上午向全国宣告起义，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与60军比邻而居的新7军更是上上下下人心大乱。
史说、龙国钧等回到军部，马上召集军官会议。他们也必须得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确定自己的计划了。
会议在一片激动的气氛中开始。当有人站出来仍力主突围之时，立即遭来强烈的反对声。
一些军官激忿地说道：“我们的部队已饿了将近半年，体力太弱，就是徒手行军，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公里，何况是在战斗中的急行军呢？再者，我们退往沈阳，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我们仍然成了沈阳退兵的后卫，这不明明是当替死鬼吗？还有3；000多伤员和1；000多户家属，他们怎么办？”
吵吵嚷嚷地争论了两个小时，会上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史说与龙国钧只好宣布散会。会后，二人反复商量：现在，突围已没有任何希望，要起义，也必须靠郑洞国领导才行，因为新7军不同于60军，这个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想形成一个反蒋的统一意见，简直是难上加难。眼下只有全军放下武器投诚这条路可走了。
随后，两人与杨友梅通了电话，说明了新7军的打算。
杨友梅焦急地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劝说郑洞国。只要司令官同意了怎么办，就什么事情都好说了。”
当日下午，龙国钧来到中央广场西北角的兵团总部大楼。这里已是一片紧张气氛，大楼前堆着大大小小的沙包，每个楼窗里都架上了枪。
杨友梅把龙国钧一直领进郑洞国的卧室。
郑洞国正在蒙着被子睡觉。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问龙国钧：“有什么事吗？”
龙国钧犹犹豫豫地说：“请司令官去新7军军部主持军官会议。”
郑洞国略一思考，反问道：“李鸿军长和史副军长为什么不来呀？”
“军长正病着，起不来，副军长在主持会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司令官去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龙国钧道。
郑洞国立即明白过来了，高声痛斥道：“你们想挟持我？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
龙国钧一声不吭，见郑洞国都到这种形势下了，还如此顽固，几乎肺子都气炸了，伤心地立了几分钟，扭头就走。
走过中央广场，他不禁向60军的防守区望了几眼，那里已经被解放军接管了。
曾泽生带着60军26；000多官兵扛着枪、拉着火炮，秩序井然地开出长春城。到18日天亮时，赶到了兴隆山的解放军驻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早已作好准备，把热炕让出来给60军的官兵住，各家煮熟一锅锅的白米饭，炖了喷香的猪肉粉条白菜给他们吃。
看着属下们狼吞虎咽的吃相，曾泽生流着热泪向各部下达指示：“我们在半饥饿中过活已有数月了，肠胃消化力差，今日有了好饭好菜，万万不可过量。”
这一天，肖华带着曾泽生以前的部下潘朔端等人来到村中，热情地慰问60军的官兵们。肖华握着曾泽生的手说：“你率部起义，我代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你抗日时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
当天晚上，曾泽生笑着对部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电告中央：“长春的60军已经举义，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军。我们正在派人奉劝郑洞国投降。现长春城中尚有新7军在，若其不降，我时刻准备将其消灭。”
毛泽东在西柏坡看了林彪发来的电报，很是高兴。“现在长春已剩半壁。我看这个郑洞国，可以争取嘛。”
周恩来连忙介绍道：“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
当夜，周恩来在油灯下专门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
此时的长春，自60军的防守区交接给解放军后，各围城部队已纷纷逼近，进入战前状态。
新7军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但郑洞国却依然顽固，拒不投降，他放出话来说：“既然我已经失败了，那么，除了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让我放下武器，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新7军将领听了郑洞国的话，人人不满，但谁也不敢挑起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却突然间打破了这个僵局。这个记者名叫杨治兴，他与郑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