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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我7岁。父母一直在吵架。我们中间的老大丽迪亚在哭泣。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则做出了最坏的准备，囤积食物和分币。人们从来不会在意一分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搜集分币，亮闪闪的和失去光泽的铜币，有134美元呢。藏在我的密室的盒子里……
11月，我7岁。父亲外出一个月后回到了家。“赚难挣的钱。”他经常这么说。（他一这么说，我和丽迪亚就笑。）他问其他孩子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照顾不了所有的孩子。“算算数，你他妈的在想什么？去给市政府打电话。”
“你都不沾家。”她喊道。
这让我和丽迪亚困惑不解，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不妙。
在我的密室里有252美元，都是分币，33罐西红柿，还有18罐其他的蔬菜，12包意大利面条。其实我并不喜欢吃意大利面，但是我拥有它们。这些才是最最重要的。
10月，我9岁。紧急寄养的儿童更多了。当时家里有九个孩子。我和丽迪亚是帮手。她14岁了，知道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丽迪亚让父亲给女孩子们买洋娃娃，因为她从来没有一个洋娃娃，洋娃娃很重要的。可是他说，如果把钱都花在没用的东西上，还怎么赚市政府的钱？
5月，我10岁。我放学回来。我狠狠心拿出了一些钱，给丽迪亚买了一个洋娃娃。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的反应。可是我犯了一个错，密室的门打开后忘了关。父亲在密室里把盒子一个个地撕开。分币散落一地，像战场上阵亡的士兵。他把钱塞进口袋，拿走了盒子。“偷来的钱要没收。”我哭了，告诉他钱是我找到的。“很好，”父亲得意地说，“我也找到了这些钱，那它们就是我的了，对吗，小家伙？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说不了了。哦，天哪，差不多有500美元哪！”然后就把耳朵后别的香烟拿下来。
你想知道有人把你的东西，你的士兵、你的洋娃娃、你的钱抢走是什么感觉吗？闭上嘴捏住鼻子，你就知道了。就是这种感觉，要不了多久就会难受得要死。
10月，11岁。丽迪亚离家出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没有带上洋娃娃。14岁的詹森从少年犯管教所出来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有天夜里，他闯进我的房间，要睡我的床，因为他的床很潮，我的不潮。我就睡到了他的潮湿的床上。一个月夜夜如此。我向父亲诉苦，他却叫我闭嘴。他们需要钱，领养像詹森这样的ED儿童能拿到补贴，还有……他停下不说了。他是不是说我也在内？我不知道ED是什么意思。当时不懂。
1月，我12岁。耀眼的红光。母亲在哭泣，其他领养的孩子也在哭。父亲胳膊上的烧伤很疼，但是消防员说，幸好床垫上的打火机油燃烧得不快。要是汽油的话，他就没命了。浓眉黑眼的詹森被抓走时，还尖叫着说他也不知道打火机油和火柴怎么会跑到他的书包里。不是他干的，不是！他也没有在学校的教室里张贴人们被火活活烧死的图片。
父亲对着母亲尖叫，看看你干的好事！
她也尖叫，是你想要补贴的！
领养ED的补贴。
后来我才知道，是精神失常。
回忆，回忆……啊，有些藏品我很乐意扔掉，丢进大垃圾桶里。
我抬头对着沉默无语的普雷斯科特一家人微笑，然后我又回到眼下的问题——他们。
此时，我平静了一些，也不再焦躁不安了。我相信，他们——那些追捕我的人，会像我的谎话连篇的父亲，像被警察抓走的惊恐万状的詹森·斯特林费罗，像那些在交易达到高潮，发出惨叫的16码一样，很快就会灰飞烟灭，化为尘土。而我呢，会在密室里与我的二维家庭和宝贝们一起幸福地度过此生。
数据——我的士兵们——即将奔赴战场。我就像躲在柏林地堡里的希特勒一样，命令他的武装党卫军与入侵者交战。数据是战无不胜的。
我看了看时间，快到夜里11点了。该看新闻了。我要看看他们对公墓谋杀案了解了多少，于是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上是市政厅的现场直播。副市长罗恩·斯科特看上去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现在他解释说，警方已经集合了一个特遣队来调查最近发生的奸杀案和今晚在皇后区的一座公墓发生的谋杀案，该案似乎与之前的案件有关联。
斯科特介绍了纽约市警局的约瑟夫·马洛伊警监，他“将更具体地探讨此案”。
可是他说的并不是很具体。他展示了一张电脑合成的凶手的照片。这个人与其说像我，倒不如说纽约市的20万个男人都和他相像。
白人或浅肤色的有色人种？哦，拜托。
他告诫人们要小心，“我们认为凶手利用了身份窃取技术来接近受害人，以降低他们的防御能力。”
他继续说，要警惕和你素昧平生，但是知道你的购买物品、银行存款、度假计划和交通违章记录的人。“甚至是你通常不会在意的小事。”
事实上，纽约市新引进了一位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信息管理和安全方面的专家。卡尔顿·索姆斯博士在随后的几天将会协助调查人员，就身份窃取问题给予指导。他们认为，信息窃取是找到凶手的最佳途径。
索姆斯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来自中西部小镇的头发凌乱的小伙子。他尴尬地咧开嘴笑笑。衣服有点不合时宜，眼镜有点花，从他不对称的眼神就看得出来。他的婚戒戴了多长时间？我敢说很久了。他看上去像是很早就结婚的人。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像一只紧张的动物一样怯生生地盯着媒体和摄像机镜头。马洛伊警监继续说：“如今身份窃取事件日益增加，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很显然这个双关语是无意说出的，但是不吉利。
“——保护纽约市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严肃对待。”
记者介入进来，对副市长、警监和拘束不安的教授连续发问，提的问题都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水平。马洛伊基本上都予以反驳。“正在调查中”是他的挡箭牌。
副市长罗恩·斯科特让市民放心。他说，纽约市是安全的，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记者招待会突然中止了。
重新回到常见的新闻播报，如果可以称之为正常的话。得克萨斯的蔬菜腐烂变质，坐在卡车发动机罩上的一名妇女被卷入密苏里的洪流。总统感冒了。
我关掉电视，坐在昏暗的密室里，想着处理这次新交易的最佳方案。
我想到一个主意。尽管我一向多疑，可是，出乎意料，给1号警察局广场附近的三家宾馆打了三个电话，就找到了卡尔顿·索姆斯博士入住的那家。
Emotionally Disturbed，精神失常，简称ED。？？？
约瑟夫·马洛伊（Joseph Malloy），即乔·马洛伊（Joe Malloy）。？？？
5月24日，星期二
你无法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是否有人在暗中注视你。“思想警察”按照怎样的频率，依从何种系统，将哪个人的线路接通，回答这样的问题仅凭猜测。甚至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着每一个人。
——乔治·奥威尔，《1984》
33
艾米莉亚·萨克斯一早就来了。
不过，林肯·莱姆起得更早。心里想着目前在纽约和英国展开的计划，他无法安然入睡。他梦见了自己的堂兄亚瑟和亨利伯伯。
萨克斯在健身室里见到了他。托马斯正在把莱姆搀扶到TDX轮椅上。他刚刚在固定式电疗脚踏车上骑了五英里。这是他的定期锻炼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强健肌肉，使之有朝一日能取代如今控制他生活的机理。萨克斯接过手，助手就下楼做早餐了。对她早上帮助他做例行的晨练，莱姆早就觉得很坦然了，而大多数人会觉得很不愉快。这正是他们之间感情深厚的一个标志。
萨克斯昨晚在布鲁克林自己的寓所过的夜，于是他给她补充了关于522的新信息。但是他看得出她心不在焉，于是就问她为什么。她长长地吁了口气，“是帕米的事。”然后她解释说帕米的男朋友居然是她以前的老师，而且还是已婚的。
“不会吧……”莱姆皱起了眉头，“唉，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最初的反应是威胁斯图尔特，让他滚得远远的，“萨克斯，你有警徽，亮出来，他就会逃之夭夭了。你要是不反对，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不过，萨克斯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我怕态度太强硬或者举报他的话，就会失去她。要是我坐视不管，她注定要伤心。天哪，要是她想给他生个孩子怎么办？”她用指甲掐着大拇指，又停下来说，“要是我一直是她的妈妈，情况就不同了。我会知道该怎样处理。”
“会吗？”莱姆问。
她想了想，然后勉强一笑，承认道：“好吧，也许不知道……养儿育女这一套。小孩子应该有一本身体使用手册才对。”
他们在卧室里吃早餐，萨克斯喂莱姆吃。这间卧室和楼下的客厅、实验室一样，远比萨克斯多年前第一次见到时要舒适得多。当时这里空荡荡的，唯一的装饰品就是用大头钉钉着的正面朝内的艺术海报。他们第一次合作处理案件时，把它们当作临时的白板。现在把这些海报翻过来了，又增添了其他的装饰物。是莱姆喜欢的由乔治·英尼斯和爱德华·霍珀等画家创作的印象派风景画和阴郁的都市场景画。此时，她靠着椅背，坐在莱姆的轮椅旁边，握着他的右手。最近他的这只手恢复了一点控制力和触觉。他能感觉到她的指尖，但是这种感觉很怪，比脖子或脸这两个神经功能正常的部位的触压感要轻一点，她的手像是滑过肌肤的涓涓细流。他竭力用自己的手指握住她的，并感觉到她的回应。沉默。但是他从她的姿态能感觉到她想谈帕米的事。于是他一言不发，等着她继续说。他观察着山崖上的游隼，它们敏感、紧张，雌鸟的个头要大些。这是一对强健有力、动作敏捷的猛禽。游隼白天猎食，要喂养羽翼未丰的雏鸟。
“莱姆？”
“什么事？”他问。
“你还没给他打过电话，对吗？”
“谁？”
“你的堂兄。”
哦，不是帕米的事。他一点也没想到她是在琢磨亚瑟·莱姆的事，“没有。”
“你能再说说关于他的事吗？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有个堂兄。”
“从来没提起过他？”
“没有。你说过你的伯伯亨利和伯母波拉，但是没提过亚瑟。为什么？”
“我们工作太忙了，没时间闲聊。”他笑了，她却没有笑。
他考虑着该不该跟她说。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说，因为这样的解释带有自哀自怜的成分。对此，莱姆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她应该对此有所了解。爱情本来就是如此。在两个不同的生命交会的阴影区，某些基本的问题，比如爱恨情仇之类，是无法隐瞒的。这是合约。
于是他就告诉了她。
关于阿德里安娜和亚瑟，关于科学展览（那天寒风凛冽）以及后来的谎言，对那辆克尔维特所做的令人难堪的司法鉴定，甚至那一大块可能成为订婚信物的原子时代的水泥。萨克斯点着头，莱姆暗自发笑，因为他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青涩的恋爱、一点小小的欺骗、一点小小的心碎。在人身侵犯的兵工厂里，这些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