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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简直是一塌糊涂！还是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事没办成，反而惹了一肚子气。”“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还记得吧，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
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呆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你以为一挎上手枪，我就不能拿皮带抽你了吗？”不过，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毅然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到儿子跟前，说：“开足马力闯吧，谢廖沙，你既然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给你刹车。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要经常回来看看。”黑夜里，半掩的门缝中透出一线亮光，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羊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名革委会委员——一个是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一个是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目光直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抬高物价。他们不肯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就用临时政府发行的克伦斯基票子。咱们今天就把物价规定下来。其实咱们心里也清楚，哪一个投机商也不会照咱们规定的价钱卖东西。他们一定会把货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来个大搜查，把那些吸血鬼囤积的东西统统征购过来。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客气。咱们决不能让工人再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别做得太过火。照我说呀，这正好是她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问题还不在那些小商贩身上。你瞧，今天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还在佩特留拉匪徒到来之前，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囤积在这个暗窖里。”他嘲讽地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一眼。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又羞又恼，因为搜集这类情报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现在竟让多林尼克走在前面了。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暗窖的事，”他接着说，“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呢。”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几下，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向伊格纳季耶娃瞥了一眼，看见她皱起了眉头，就不再做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我是听谢廖沙·勃鲁扎克说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大概有个什么朋友，在车站食堂当过伙计。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原先食堂里需要的东西，数量、品种不限，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准确的情报：确实有这么一个地窖，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季莫申科，你带几个人跟谢廖沙一道去吧。务必在今天把东西找到！要是能成功，咱们就有东西供应工人、支援部队了。”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里，还有两个留在外面，守着大门。
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腿，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怎么回事啊，同志们？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搜查。”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所有的储藏室、几间厨房、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搜遍了。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她睡得正浓，连有人进屋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的佣人吗？”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惊疑地回答：“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叫她穿好衣服，就走了。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要找什么？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不错，我先前是开过饭馆，但是，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说话的时候，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身上，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你是想瞒着不讲啦？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哎哟，你怎么啦，军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哭一场，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还能雇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地方投靠，我们才把她收留下来的。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再搜！”天已经大亮了，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季莫申科十分恼火。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谢廖沙正打算走，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一定在厨房的炉子里。”十分钟以后，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露出了地窖的铁门。过了一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老板家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