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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又提及，“雅俗与胸襟往往带先天性的，后天改造很少能把低的往高的水平上提”，原本在书上讲的是交友处世，如果附会弗洛伊德学派的某些主张，正好符合“三岁决定一生”的天机。对我个人而言，跟艺术的缘分真正是天机，当我夙兴夜寐拥护爱戴它时，几乎只能形而下，轻描淡写用一个“癖”字来涵盖。人人都是萨利耶里，人人都是阿玛迪斯，我对历来伟大的艺术家，心里总包藏着又惧又嫉的敌意，又夹杂着销魂蚀骨的柔情，不知该觊觎他们的钱财，还是甘心委身为奴才，到底这是主人抑或仆人的“雅俗胸襟”？
我们的社会不管做什么事，都显得“目的性”太强，我的上一本书甚至也不能免俗，以什么的“一些方法”来“指导人生”。谈音论乐时，我最希望把音乐还给“艺术”，而不要围困它于“社教”，像我们隶属教育部社教司的实验乐团。我们社会对音乐的亏欠，在于太多人要“用”它，太少人要“爱”它。音乐向来不以为它能指导人生，当它偷偷指导起人生时，一遇到大张旗鼓的标语口号，马上要畏缩隐形。
音乐只能秘密指导人生，像我们偷窥隐私的《傅雷家书》，“我们学古典作品，当然不仅仅是为古典而古典，而尤其是为整个人格的修养，尤其是为了感情太丰富的人修养”，或者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ｅｇｏ，才能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得有意义”，这些都是音符以外的音符。不喜欢乐理的人，倒不妨先读一读这本讲音乐和道理的家书。
我自己以初生之犊的心情喜欢古典音乐，恐怕是同时看上它简化的主题和复杂的变奏。我的入门曲目相当入境随俗，大约就是除了标题以外，还加上作曲家以文字注明于总谱的《四季协奏曲》和《田园交响曲》。这些曲子给人极大的安全感，每一两分钟乐段，都可以找到按图索骥的对等解说，如果阁下不花这等功夫，就不必往下寻幽。从音乐发展史来看，最初的音乐也是摹拟自然的，这两首音乐出现河流、鸟鸣、雷雨的各种声效，我只忙着对照小提琴、双簧管、定音鼓的声音模仿得相像不相像。
音乐的主题，很像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主题，书评家用几句提纲挈领的话涵盖一本书，所说的正是主题。人生经不起几件大事，小说逃不出几种类型，正像音乐里干净利落的主题。前面提到傅雷所谓“古典的修养”，缩小成听音乐的比喻，就是寻找和锁定主题，从标题音乐的主题一路找到绝对音乐的主题，去枝去叶的过程，其实就是训练人的敏锐和洞见。
从来没有一首成功的音乐，是只有主题骨架的，一定还是依附变奏的血肉精气。《傅雷家书》所附“音乐笔记”，有一篇《什么叫古典的》，就提到勃拉姆斯始终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刺激感官的美，殊不知他所压制的东西绝对不是魔道，而恰恰是古典精神。古典和浪漫从来不是对立的，古典也绝不是对单纯官能美的轻蔑，有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意味。古典所要避讳的，一个是僵死的学院主义，另一个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
至于音乐里复杂的变奏，也可换成文学的技巧和创意，或是生活的新鲜感觉。音乐真正让人享受的，恐怕全在这一部分，像协奏曲的装饰奏，独奏的长笛或小提琴演出一段炫耀而华彩的“芭比的盛宴”。这些装饰奏，倘若像演员一样有个性，也不必自谦为乐曲的配角，本来就可以和主题互争风采。音乐从来不怕因为好听，而招致媚俗的批评，只有社会真正享受到“乐生”的生活时，历史才会再一次出现比希腊黄金时代更高级的精神平衡。
我自己最先感觉音乐是用来安慰人的，使苦恼升平为清静，后来又叫清静激发为喜悦，这么说来音乐竟是那么接近宗教和灵药呢。所幸音乐又绝不同于《圣经》和《药典》，不必负有立竿见影的治疗功效，宗教和灵药也只是音乐的副作用，事实上严肃的现代学院派，也不愿音乐负这些额外的责任。现代音乐开发新音域，刺激人们对时代的反省，不要沉溺在旧气氛而不知长进。音乐真像朋友，一回生两回熟，我们需要友谊时常会找老朋友，可是生活里处处又有机会结交新朋友，新朋友拓宽生活领域，老朋友保留熟悉交情，两全就齐美。
有些听音乐的朋友，十分考究音响疼惜唱片，是我所学不来的。我有三四打唱片被人借走，有的半年未还，有的都不止两年了，大概应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如此方能“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我发觉有一阵子音乐快要主宰我的生活，只要醒着闲着就得打开唱机，每个礼拜要是不进新片就欲振乏力，只好慢慢设下调虎离山和欲擒故纵之计。音乐给人感觉好像比烟酒咖啡神圣一些，可是操纵起人来可一样荼毒，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地窖金币只进不出，发烧友小心变成“守音奴”。
最后，我要提醒新来的乐迷，伟大的音乐家并不等于伟大的道德家，曾有极邪恶的作曲家竟也写出极神圣的音乐。我又要引用《傅雷家书》的一段语录：“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了解音乐的真相，很可能也顺便了解人生的真相，反正也不过几个主题，其余只是一堆变奏而已。
翻译大家傅雷的留法生涯：半年就过语言关
《傅雷家书》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大名鼎鼎和广泛流传，在于其字里行间既体现了作为父亲的傅雷（1908～1966年）对于孩子的亲切关怀与严谨教导，也展示了傅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而这种“人间情怀”我们在傅译的法文名著中也不难体会。
除了家书之外，傅雷就是以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而名世。其实，家书纯属“妙手偶得”，翻译才是傅氏的“出色当行”，他后来选择“闭门译书”为业，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之俸禄，既可见他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也可见其“译术”之高超。而要谈论傅雷一生事业之渊源，则不可不从其留学法国说起。
傅雷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24年他考入上海大同附中读高中，由于他颇为激进，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带头掀起反对学阀的斗争，颇遭学校当局的嫉恨。母亲为了他的安全，把他拉回乡下。正是在这种求学不得、歧路彷徨的情况下，1927年，傅雷经过反复思考，向母亲提出去法国留学的请求。傅雷是幸运的，母亲是开通的，她变卖田产、筹集资金，极力促成了儿子的万里留学之行。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时年不满20岁。来到异国，人生地不熟，颇不容易，好在严济慈先生给他介绍了正在巴黎留学的郑振铎，傅雷从马赛转乘火车到巴黎后，就通过郑振铎住在了伏尔泰旅馆。
第一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傅雷在国内时并未学过法语，只想着法国是艺术之都，为了从法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便毅然选择了法国。想着朋友“要好好学习Francais啊”的叮嘱，傅雷赶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古城，很有古典文化遗韵。傅雷在此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老人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她既是房东，也充当了傅雷的法语教师，她教学的方法很是轻松，没有正式的上课，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时讲解、纠正，傅雷的法语发音和会话就是这样学出来的。另外一位教师则专教课本和文法。总之，傅雷本就天资聪颖，再加刻苦好学，他的法语进步很快。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半年之后，傅雷即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巴黎大学位于拉丁区，分为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大学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祠（名人墓）不远。傅雷入校后，即住在法国青年宿舍，他一边去大学听主修课的文艺理论，一边去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课。上课之外，他更主动接受欧洲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之熏陶，一方面经常去巴黎和南欧众多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的传世佳作；一方面实地去考察许多艺术圣地；至于接触文化艺术界人士，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会集了不少中国游子，他们胸怀大志，游学西方，是为了求取真知，振兴国家。巴黎作为欧洲的文化之都自然是这些学子首选之地，傅雷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如刘海粟、刘抗、朱光潜、梁宗岱、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张荔英、陈人浩等。谁曾料到，这批今日的游子，来年竟是国家的栋梁。傅雷与他们时相过往，切磋学理，颇有所得，“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到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此时的傅雷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交游读书、求取新知固然是域外求学之主流，但爱情的问题却也难回避，异域情缘竟真地就接踵而至了。虽然傅雷离家之前，就已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定婚，但来法一年后，却与浪漫多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好上了。不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傅雷与风流浪漫的法国女郎固然能相互吸引一时，又如何能琴瑟和谐、白头偕老？这种感情热烈过一段之后，自然以破裂而告终。对傅雷来说，这段感情历险对他教训甚深，以后与朱梅馥之相伴到老，恐怕从此中不无所得。
傅雷留学法国固然有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之收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翻译家的初步奠基与定型。傅雷为了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尝试翻译一些法国文学名著，这其实是一个提高外语水平的捷径。到巴黎一年后，他就译出了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他还颇注意将“游”与“学”相结合，1929年6月，他游览了法瑞交界处的避暑胜地莱芒湖，便几乎同时译完了与此胜地相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而一回到巴黎，他则立刻投入早已动笔的泰纳（今译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试译工作。一代大气磅礴法国文学翻译家构基于此，我们现在读傅译文字，似乎是构造了一个傅氏法国文学世界，那里的巴尔扎克、伏尔泰，那里的罗曼·罗兰、梅里美，似乎都是属于傅雷的，所谓“似乎都用了同一种神韵的傅雷体华文语言”，从翻译学角度如何彰丕，且不置词，但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优秀翻译家的华语作品，同样是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创造和丰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其贡献与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