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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如胡长清，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中国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有人搞过一次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伤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是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
人们对腐败虽然有恨，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领导腐蚀领导。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侵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
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早已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的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羡腐心态比腐败更可怕
提起腐败，谁都恨它，谁都说它祸国殃民，不过，若是问一句：“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你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而内心求之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腐心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腐败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盼。
腐败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而羡腐的心态比腐败本身更令每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恐惧。何哉？一是有其普遍性。社会上持有这一心态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数不少的人，很有群众“基础”。本来是一种邪恶，却成了一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都想趋之、为之，无形之中为腐败提供了一种宽容、纵容的土壤。二是有其渗透性。权力的渗透力是无限的，腐败的渗透力也是无限的。即使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从业人员，手中只要拥有哪怕微不足道的权力，一旦有机会、有可能，也会淋漓尽致地发挥羡腐“文化”的“功能”，使得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是有其渐进性。“大腐败”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诚如民俗云：“做贼就打偷菜起”，贪官往往是从“吃点、拿点、玩点”这类小腐败开始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尝到了“甜头”，又不会受惩罚，于是欲望和胆子便越来越大，只要有条件就会不择手段，一发不可收，终至不能自拔。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旦他们有了资格，腐败起来比谁都厉害。曾经一度淡化了的官本位又盛行起来，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职有权以后，就有了腐败的资格。只要职权失去了腐败的条件，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进入官场。
在媒体批评绝大多数干部“毫无责任感的沉默” ，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有的人批评领导干部“党性原则不强，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放弃监督权，沉默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实际上这些批评几乎是“正确的废话”。是他们不了解“官场风俗”和“一把手的智慧”，他们不了解沉默者沉默背后的恐惧。
县委书记是县级领导班子的“班长”，不但拥有对科局长的“生杀权”，而且拥有对“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相马权”（评价、推荐、任免建议权）。这些权力的行使主要靠书记的党性、公心、良心、自律和自觉。在没有具体精确的用权标准的情况下，一个腐败书记难免公权私用、好权滥用。如果书记对县委班子某成员“有看法”，其他领导和科局长就要看眼色行事，谁能不怕？
县委书记拥有给副书记、县委常委的“分工权”。县委副书记、县长负责政府工作的职能相对确定，其他副书记、常委管辖范围一般由书记“根据工作需要”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如何给副书记、常委分工，习惯上属于县委书记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完全可能善权恶用，他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信得过的”成员委以重任；相反，“不听招呼的”的成员就要“坐冷板凳”了。
县委书记对县上的日常工作有“批示权、提议权、提名权、决定权、裁决权、否决权”，对所有的干部都有“指派权”。这些权力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如果县委书记对你有了看法，随时可以找到机会“大鞋套小鞋”地整你，理由都是“工作需要”；甚至找个“举报信”批示“请有关部门查处”，当事人能不怕吗？
经济落后的县域缺少中央和省市级别的单位，地方社会资源、人财物流通主要渠道掌握在县乡机关单位手里，出路狭窄，只能依附于县乡机关单位。“体制内”干部职工批评领导，下级顶撞上级在本地肯定有生存危机，谁敢说“土皇帝”一个不字？
中央和省市机关所在地有较多的由上级“条条管理”的机关和企事单位。“条条”对“块块”有一定的制约力，省、市领导日常行政不得不考虑“左邻右舍的关系”，注意“方方面面的反映”。县级管理以“块块为主”，管理上是“独立王国”，缺乏平行的制约力量，客观上滋长了主要领导的“土皇帝”意识，工作作风蛮横霸道。
如果腐败的县委书记与腐败的上级市委书记或更大的官员“关系铁”县委书记可能依仗他在上级机关的“关系网”为所欲为，政治生态必然日益恶化。
在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什么“组织部门”、“政法部门”、“高速公路部门”、“交通部门”“金融部门”、“财税部门”、“城建部门”乃至“高校”都成了“腐败高发区”。在公众眼里，凡是“有权”和“有钱”的地方，就是腐败的“高发区”。而且“权”越大，“钱”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有官的就卖官，有钱的就捞钱。只要有机会，谁都可以捞一把。而且往往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有多大的权力，捞多大的油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成了“腐败高发区”？有人说是因为“周围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了沉默”；也有人说是因为“法纪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实际上，责任不在同级，更不在下级，而在上级。正是由于一些上级领导的认识误差和疏于管理，才给腐败者提供了机会。
一种是把“好岗位”当做恩赐和施舍。一种是总想靠提高“一把手”的权力来保证上下的统一。把很多权力都集中到“一把手”的手里。他说让谁上谁就上，他说让谁下谁就下。这的确有助于集中统一，但把本来属于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就必然会产生腐败。一种是把“查处率”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在不少地方，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处谁，也不是纪检和反贪部门怀疑谁就查处谁，而是当地的领导让你查谁就查谁。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查，都是好官；一查，必有贪官。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缺乏的不仅是防腐的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腐败责任追究机制。
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的人可能同时长着五种心态：一是痛恨腐败；二是羡慕腐败；三是利用腐败；四是纵容腐败；五是参与腐败。所以腐败才会有那么深厚的土壤=那么多的掩护、那么多的后继子者。腐败固然可恨，但羡慕、利用、纵容和参与腐败的基础不除，新的腐败就会不断滋生。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种监督制度的缺陷也是使“同级”和“下级”面对贪官选择沉默的原因。
群众反腐败的热情减退有三个原因：一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本太高，现实生活中有“好下场”的举报人不多，而逍遥法外的腐败者却不少；二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力量太薄弱了，群众个体反腐败要面对的对手往往都是掌握各种资源优势的“腐败利益集团”，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三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功率太低了，腐败者往往是处于“强势群体”之中，而反腐败的群众一般都是“弱势个体”。所以，反腐败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现在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不少人对于腐败的认可程度和标准，已经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