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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不少人对于腐败的认可程度和标准，已经滑到党纪国法所设定的底线之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局部政治生态的恶化。一些地方惩罚腐败不力，百姓信心逐渐暗淡，只得不断“调整心态”。一些人已经学会“宽容”和“区别对待”腐败行为，官员可以腐败，但不能贪得太多，起码贪了以后不要再祸害老百姓。
对于腐败这一社会毒瘤，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在不断降低，讲点良心、有点善心的腐败分子就能轻易地被百姓所接受。这种社会心理一旦逐步扩大甚至继续下滑，对国家法制和社会运行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而要防止这种可怕的后果，就需要从源头上优化政治生态，如此，大众认定的腐败标准才能最终和法律标准相统一。
官倒民乐：越大越有快感
当一个小官倒台，小叫好；当一个大官倒台，大叫好。据说“大快人心”这个粉碎四人帮时流行过的词汇，近来再次流行。
经常是这样，昨天媒体还在热捧的，焦裕禄式的、诸葛亮式的好干部，今天突然就和⑶罔砹恕Ｒ歉婀俜侥切┬畔⑵浪倒僭本穹缑布捌湔孀ナ蹈傻哪谌荩∑ê⒚嵌蓟岢靶δ恪疤字伞薄�
对媒体不信任是个表层问题，实质是公众不相信“上面”，不相信控制媒体的权力。
媒体和权力说那个官员如何英明、廉洁，大家不信；可是，当媒体和权力宣布那个官员如何昏庸、腐败，大家都立马呼应，一边倒，几乎无保留地赞同制裁者。
其实，倒了台的那些官，也无数次地出演过制裁者的角色。在那个体制内，制裁者和被制裁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官员们谁好谁坏基本不算个凭据，他们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倒霉”。如果硬要找个规律性的东西，除了权力和影响力大小有别，别的还真不好确定。
只要罪名是“腐败”，大家都相信；只要看到官员倒霉，大家都快乐。如果倒台的是个大官，那快感就可能到达高潮。
是因为少了一个贪官高兴吗？还不是。大家懂得这个道理：揪出一个贪官，并不等于少了一个贪官，腐败总量和贪官总量并没有减少。体制会源源不断地输入“腐败新血液”，公仆们自会“前腐后继”，贪官倒台形成的空缺自有后来人及时填补。
问题复杂了。公众不信宣传，却能当即断定说官员腐败的都不是假话；他们并非“上云亦云”，他们也不信司法公正，却坚信官员不会有冤情；他们还懂得制度不变则腐败不减的道理。。。。。。。这样，中国公众的快感就似乎很值得怀疑，这快感很像“无哩头”，欠缺理性，没有正义感，也不讲怀疑精神和内在逻辑。
真的？非也。说破其中奥秘吧：中国公众之所以坚信官员有罪并产生快感，基于这样的判断，即“无官不腐”。至于“腐败分子是极少数”这样的命题，对公众毫无影响力。公众“非理性”地“坚持无官不腐的观念不动摇”，这不怪他们。这原因我说过的，“贿赂才是硬道理”已经成为“发展战略”的核心环节，成为中国公众的生活常识，而这是他们无奈中被动接受的，平民谁都不会贱兮兮地主动创造这种“贿赂生存环境”。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身上。
他倒台，我高兴，就因为他是个官，就因为他是个大官。别的理由，一个也没有。就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因为没有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够大的更不是好东西。
不相信，表现为坚决信；对官员全不信，表现为对部分官员信。中国的问题总是特色和另类，专家学者们总是摸不着门、找不到北，情有可原。要是我处在管辖大群官员的位置上，面对公众这快活劲儿，听着“坚决支持”的赞扬声，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愁死我了。不明白，才傻乐呵。
很危险。可以设想，把陈二先生的名字，换成张三、李四、王五、周六，他爹的还不都一个熊样么！在老子的大名前加个“腐败分子”字样，这群忘八蛋刁民照样掌声如雷嗷嗷乱叫！
官场险恶。掌权多年，给人好处无数，培植心腹无数，一旦失去主动被人卡住脖子，霎时间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纷沓而来，连个敢迎着封堵说几句好话的人都看不到。唉，谁他爹的能一直三头六臂宝刀不老，有谁能始终如一呼风唤雨，又有谁能时时刻刻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呢？俺们在俺们坚守的这个体制内，谁都不安全！不安全到朝不保夕！呜呼，咱们这狗日的旧体制，真是害死人啊！
任何腐败分子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支持任何腐败分子倒台，这个态度按正式的标准衡量，政治上还算正确。说实在的，任何官员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对任何官员的倒台都抱无所谓的态度。我敢说，这话能代表广大人群的心态。这态度、观点，或许就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了，不过，这是真的，你觉得别扭才无所谓。
在所有官员产生、上升的过程中，在所有官员发动决策、举措时，从来不曾掺杂过我的一丝意愿。
腐败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犯罪的氛围，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消极的价值观，使人认为这就是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原来因为有数量庞大的贪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抓走一个贪官，提拔一个贪民，他又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贪官，其差别只是贪污的胆量和大小而已。很多人反贪官，与其说他们痛恨贪污，不如说他们嫉妒贪官，不满自己没有贪到那么多，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阿根廷是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可是阿根廷却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仍然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这也许是民族性吧）。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赴后继，永无止境。
在人们的是非观念中，出现“以其所掌握的权力和所受贿的数额综合评价”的贪官评判标准，小官少贪污一些，大官则可以多贪污一些。如果贪污的数额与其掌握的权力分量不相称，就可以算得上“比较清廉”。这种“贪官廉洁论”的产生，其实是部分公众患了“厌贪脱敏症”的体现。一种对贪官表示“同情”和“宽容”的论调逐渐多了起来。比如，认为比同级别官员贪得少的贪官，“还算是百里挑一的好干部”；认为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扶贫的贪官，就是“另类为民的清官”。
这种对贪官的“同情”和“宽容”的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公众对廉政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对贪官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换言之，对于某些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厌恶反应。心理学中有个常识：持续、单一的外部刺激可以使原来比较敏感的反应逐渐变得迟钝。人们对贪官的厌恶反应也是被官场现实这么“脱敏”的。屡禁不止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大的腐败规模致使一部分公众自觉调整了贪官评判标准，只要官员不是贪得太厉害，只要贪官将脏款拿出一点来做好事，人们就觉得他们还不失为“百里挑一的好干部”。
其实，公众这种“厌贪脱敏症”比起官场多出现几个大贪官更令人担忧；因为公众对腐败行为如果失去了敏感反应，将意味着贪官们所面对的舆论压力更为宽松，日后贪污起来更加心安理得。
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到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
反腐败的确是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你要腐败分子的乌纱帽，要让腐败分子倾家荡产，甚至掉脑袋，腐败者怎么能甘心情愿地束手就擒？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在腐败泛滥的重灾区更是如此。
一般而言，“腐败生态链”由以下三种势力合成：一是蜕变了的权力者及其属下的“权势”，俗称“红道”；二是不法商人雄厚的“钱势”，俗称“黄道”；三是犯罪团伙以暴力性为标志的“黑恶势力”，俗称“黑道”。
腐败势力利用权势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对付只能通过舆论来呼唤社会良知的记者，实在是太容易了。利用权力、财力和暴力，腐败势力可以一手遮天，可以通过控制舆论去编制无数个理由来掩盖。
一个人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既是权高位重的直接体现，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直接体现。这再次证明，权力一旦被滥用，将是多么可怕的邪恶力量。反腐败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其难度不在于个体腐败分子的能量有多大，贪污腐化的程度有多深，而在于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利益所营造出来的恶劣的“官场生态环境”。
我国去年通过的公务员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条款：“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消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款被媒体称为“公务员有权对违法命令说‘不’”。但许多人却担忧：这样的规定究竟能不能在实践中行得通。
反腐败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装点门面，也不应该仅仅是官场斗争，权力争夺，更不应该是出于一己之利、一人政绩。从本质而言，腐败危害的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侵犯的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因此执政党才会对腐败现象高度重视，决心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从表面上看，权力腐败首先侵蚀的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体系，直接危害到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但是归根到底，腐败的代价需要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为之埋单。因此，判定任何一场反腐败斗争的成败，都要看反腐败斗争是否维护了广大民众的正当权益、基本人权，而不能简单地以抓了几个贪官，查处了几个案件为依据。只有当广大民众的权益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