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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其主要成就是提出了寻租理论，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层面的反腐败战略。当然，对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式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第二，经济学对政府官员的角色评价比较消极；第三，经济学的腐败理论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第四，经济学新提出的建设性廉政方略并不多。
如何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
这几天报纸和网站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在上上下下都呼吁以制度建设遏制腐败的今天，这句话让人感觉有些怪异。细看之下，原来是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一个记者会上的发言。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他讲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干副书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反腐。
社会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媒体的提炼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活动的规范体系，它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二是行业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三是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如立法程序、考核制度等。如果笼统地说腐败与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关系，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就第一个层次来说，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讨论姓资姓社，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估计比在市场经济上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困难，所以邓小平在市场经济上的“不争论”原则依然适用于中国官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专家们将邓小平的“不争论”解读为务实作风，是指不要脱离实际问题，在抽象的理论上浪费时间，抱持一些没有意义的“政治态度正确”。就反腐败而言，目前可以讨论、有意义的讨论恐怕还在于社会制度的第二、第三个层次。
今天，普通民众要认识到这点也并不困难。而位高权重者则更是早就洞幽烛微：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曾说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干副书记提到的“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可能指的是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腐败的确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但一定和制度建设有关系。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有效的反腐措施，无一不是完善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部门的互相监督，使权力不得随心所欲；二是反贪监察体系，关键是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三是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没有压力的全民反贪格局；四是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国际公约和司法合作来打击贪官。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应该说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尽管显而易见，仿佛妇孺皆知，但也并不是各个地方、各个层面都能真正地进行反腐制度建设。如果人们简单地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这句话，就很容易认为贪污腐化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灵魂堕落”。迄今媒体对落马贪官的报道，很少有深入从制度层面进行剖析的，大多还是添油加醋地描绘他们的道德情操如何失贞，甚至主要怪罪到老婆和情妇身上，前几天，四川广安还闹出了市纪委聘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夫人做“家庭纪检书记”的笑话。
再说回到社会制度的第一个层次，也有人持放开争论的原则，认为这是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的良方。现代国家无论谁都强调民主，所以有传播学家干脆认为，社会制度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偏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利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社会主义；公共舆论偏向自由竞争与经济效率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资本主义。而在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无论社会制度偏向哪方，腐败都没有立足之地。
第十三章 官与关系
13。1关于关系学
中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称为“关系”的特殊情感，在其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密关系是否存在，依赖于两者之间是否存有关系基础。构成特殊情感关系的基础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基础要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换句话说，具有关系基础的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认同对象，例如家庭、家乡、学校、或者工作场所。这种认同可能是由承袭而来的，例如故乡、血缘等。
特殊关系基础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个人所重视的认同事物而有所不同。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却会促成某些认同形态。有四个因素可以影响这些认同形态以及关系基础的类型》第一，政治体系的层级将影响到何种特殊关系基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考虑谁与谁之间拥有情感关系。第三，政治舞台的类型对关系形态会有所影响。第四，关系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有所改变。
地缘。由地缘关系而产生关联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在中国的中央层级政治里，地缘关系基础可能具有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地缘关系。围绕着中国血缘关系系统的是差序等级和复杂性。中国亲戚关系中父系家长制的特性使宗亲与姻亲两种亲戚关系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同事。政府组织中的同事关系大都是在诸如同一单位中的主管级人员间发展而成的。
同学。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拥有学位即握有政治权力的帝制中国，一同读书并通过考试的同学所发展出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含义。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个人受教育越高，学历对他的身份认同也越重要。换言之，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中、小学的同学关系重要。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中，高阶层的政府官员通常教育背景也比较高，因此同学关系在高阶层官员间的影响力，似乎也较它在低阶层官员间重要。
结拜兄弟。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有结拜兄弟。
姓氏。在政治系统的较高阶层中，同姓关系有其重要性。可以扮演某种角色。
师生关系。这是中国关系中的基本类型。
经济关系。人们常常运用关系来达到经济上的目的。经济上的关系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使互相依存的不同机关得以统一协调；公共关系的需要显示出关系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朋友关系。其实朋友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基础，而同学、同乡之类的关系基础才是建立友谊的先决条件。朋友是年纪、社会、地位及兴趣相似的人，借由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同盟者可能是朋友。
关系既可作为双人活动，又可作为群体活动的基础；在形成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时，意识形态或者政见虽然很少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治联盟却可能涉入以政治问题为主的冲突中。
中国人倾向于以关系为基础而组成社团。如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同业公会等。这些以关系为基础的社团是某些中国人用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
双人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关系确实是中国政治中团体活动的基础。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不过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建立关系而已。要使它在政治上有作用，必须先设法使疏远的关系变得亲密并加以维系。
在各种关系中，感情的品质以及关系的价值都是可比较、可排列、而且可衡量的。
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社会互动不仅其亲密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性，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也十分重要。一旦缺乏社会互动，关系便会随之变弱并且变得疏远。换言之，时间和财力会造成实际上的阻碍，限制个人可能发展并维持的亲密关系数目。时间是最重要的限制。在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金钱不如时间重要；没有金钱的开销，亲密关系还可能发展。所以，一个人必须选择发展亲密关系的对象。
维持社会互动的技术之一，是在关系中加入其他的基础。复合的关系基础增加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它们也增加了双方的共同感，使感情更容易发生。复合性关系较单一性关系更为亲密稳固，而且更能抗拒关系的恶化。
发展维持亲密关系的第二种方法是以互惠的方式“利用”关系。人们会以和发展感情相同的理由而试图发展亲密关系；有了亲密关系，他们可以更轻易地达到目的。
关系的“利用”或“帮忙”可以是单向的。提供帮忙的人只要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依赖对方，他便不会感到有所损失，这种关系也可以维持下去。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商业交易之外，一般人不会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平衡。
在交往双方生命的重要时刻，关系的“利用”和“帮忙”是一种社会互动的有力形式，它远远超过了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因此，在发展并维持亲密关系之际，个人必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他必须小心不要过度使用关系，以免造成对方太大的负担；二是当对方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必须是可靠的。
可靠性或信用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基本要素。不信任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只有在个人自己意愿受大损失，或者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其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时，才能显现出他的可靠性。可靠性和关系的亲密度成正比，关系越亲密，便越可靠；关系越疏远，便越不可靠。
关系必须用心去维持，它也可能因退化而变得疏远。这种退化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在一次严重的利益冲突之后突然发生。这种利益冲突被称为“利害关系”。
中国人通常用“拉”或者“找”关系来增加关系的亲密度。
在政治情境中，解开竞争性关系所造成的压力有两种方式：采取中立立场，或者做成有利于某一方的决定。一般的情形是，个人的政治色彩越浓厚，就越不可能选择中立。
中国人在寻找政治同盟时，喜欢和拥有共同关系基础的人结盟。关系必须在情感增加而变得更“亲密”之后，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用途。人们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和利用两种动力过程，谨慎地培养感情，使关系更亲密。
政治联盟形成的基础包括个人的兴趣、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某些特殊政见的兴趣，以及特殊的情感关系。在政见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