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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者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
混合性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的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象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人际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交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样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象情感性关系那样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靠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的交往情况，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价。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的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是双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越大。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用情境背景、服装仪容、举止动作来炫耀他的财富、学问、身份等等权力象征；还可以看到有人显示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
由于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就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
由于了解了“面子”对他人的重要性，如果个人不能在实质上为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添加面子”，至少也要在表面上对他人“敷衍面子”。
在中国社会中，“做面子”是个人炫耀其权力的一种手段；以“面子工夫”影响资源支配者，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分配的方式，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
中国人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所谓“攀关系”、“拉交情”、“认亲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角色套系的作用，和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
攀上关系只是双方建立混合性关系的第一步。如果请托者知道某人掌握有某种资源的支配权，具有交往的价值，他可以进一步地用拜访、送礼、宴请等方式，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
“面子”在中国代表着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脸”不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束力量。
“脸”代表的是社会群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之行为的责难。严重损害社会道德规范之事，一旦为大众知道，便构成个人品格上的污点同时引发大家的互相责难。“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这里的“人”主要是指“人格”。
“脸”和“面子”的重要性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在任何社群中成长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张诚实、正直的“脸”；但是“面子”却会因家庭地位、个人的关系，以及自我影响他人的能力等等而有所不同。在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大家都了解每个人所处地位的最低要求；任何人不履行其角色所应尽的责任，都可能使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产生脱序现象。
所以，在社会中“脸”是运作，作为一种手段确保了自我的社会经济安全并维护了自尊。主要是为使社会对其道德品格形成一定的看法。
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声誉，便可以在社会上步步高升。为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机会，必须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并且严格遵守社会交往习俗。
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跟他者互相斗争的时候，往往不是以个人的力量和对方争斗，而是群体和群体间，是有“关系”的群体互相在争斗，结果是西方人在竞技场上的争斗，到了中国人的社会，往往演变为关系与面子的“权力游戏”。
中国人所谓“面子”的大小，通常是由个人在某一特定场合中所占的位置及其所掌握的权力决定的。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场合中，个人所占的社会地位，有一大部分是由他和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在个人生活世界的不同场合里，决定其社会地位尊卑的因素又有明显的不同：在亲密社会里，它是伦理关系；在运作社会里，它是金钱与权力。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人通常并不只有一张“面子”，而是可以有“多重面子”。
从资源理论的角度看，当个人充分掌握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他的面子可以说是实的；相反，如果个人并未真正掌握住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而借由各种人际沟通的手段，刻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出那样的形象，他的面子可以说是虚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元式的政治势力渗透并主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域，一个人想获得社会地位，必须向政治中枢靠拢，设法在政治系统中取得一定的位置。
有钱并不能买到一切，就象有人虽然有权却无势一样，还得要学会做人。人生在世，首先要学会做人。如果权钱结合，相辅相成，加上会做人，讲义气，朋友多，就会形成强势，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肯定可以取得最大的自主权，赢得最高的自由度。
人可以没有权，也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朋友，只要有了足够的朋友，什么都并不难到手。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得的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也不是男女间的情爱，最难得的是朋友之间无条件的信任。
朋友之间在嘴巴上挂着“谢”字的，不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在需要时主动出现的人，朋友是主动互相分忧解难的人。
感情和友谊也许一辈子也派不上用场，但一旦需要时，就会显现其巨大的能量。这种投资最终得到的感情回报，在关键时刻比任何实物形式的回报都重要得多。
最好的朋友也许就是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