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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是：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官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得即方便地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
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皇帝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 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的职能官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地穿梭于后宫，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本来是可怜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奏事，宦官上下游走，真正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其实下面掩盖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这种理论上称为“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刚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有关。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得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得多，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驾驭大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有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二是利益。
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是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
帝王君主在驾驭大臣的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深深地感动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调兵谴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了大利益而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情。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虽然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却也不免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古代皇帝大多数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皇帝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象丞相一职，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帝造成重大威胁。如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的一部分权力，又提高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弱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因此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提拔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才能的人。
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这些谋士并不是靠什么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间接的经验变成直接的经验。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徒都是难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种“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对面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而且还能不断高升。这就是官场“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权有职也不干事。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的错误就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上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三昧。
冯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五朝8姓11个皇帝。他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人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楞，不急不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说来，进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就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着重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场，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盖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断地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皇帝的疑虑。
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知难而退上另一种人的做法。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