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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场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人们，贪官庸官好对付，只要投其所好，不难掌握。
金钱和美色是攻关的主要法宝。投其所好是攻关的基本策略。
一个人只要有特殊爱好，就不会无隙可乘。有明显不良爱好的人，最容易被拉下水。
人一旦有了弱点和企求，就很容易被人有针对性地下工夫；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抗拒的。
人的弱点多是由特别的嗜好引起的。有人说，人不可能没有嗜好，人有七情六欲，如果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的人生绝不会完美，他的人生一定枯燥无味。
人们为钱为权为色，都可能走上迷途，迷途知返时，时光已经流逝。
敏感和喜欢分析问题的习惯如果带到时候中来，所有的人对你都会敬而远之，你会变成一个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每个人都有隐私，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裸露在他人包括朋友面前。要把自己敏感到的和分析到的东西深深地埋在心底。
任何事情都可以进入商品交换领域，都可以放在商品交换原则下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到了一定时候，机构改革、经济体制转换，危机感最强烈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五十多岁的人，他们的观念和技能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充满着竞争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相当多的人在这种危机感的逼压下，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后半身作安排。一些有实权的或位高的政府官员，几乎都与几个企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密切关系。
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弄清楚的，因为一旦弄清楚了，又无法面对无法承受，将会是种灾难性的折磨。
人生经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事情除非你不涉足，一旦迈入，就不可能停下来。
政治和感情都有许多事情千万不能去弄清楚，哪怕仅是一层随手就能捅破的纸，保留着总比捅开好，除非有勇气并有能力去承受。
有人说糊涂是福，太清楚的人活得太累。看来，难得糊涂是人生一种很高的境界。
仕途是脆弱的，不管多么一帆风顺的仕途也禁不起险恶阴谋的打击。
成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成功者的一切不光彩的手段都将被成功的五彩光环淡化。社会和人们看到的是成功，忘记的是手段。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凡是达到顶峰的人，没有谁的手段是完全干净的。
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人造成的；竞争应该是公平的，不公平也是人造成的。既然由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平等、不可能公平，就没有理由循规蹈矩让无情的岁月消磨自己的生命。至于手段是否卑鄙、是否有悖于社会规范，不应该在考虑之例，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怀疑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每想一次都会加深一分，想得越多越久，就越容易在心中定型，成为纠缠心灵的根源。
对阴谋者以阴谋对待，对卑鄙者千万讲不得仁义道德。特殊的社会环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
不正常才是正常，正常则意味着不正常。
只有经过磨难的人，受过挫折的人，才能日渐成熟；只有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还坚持斗争并能出奇制胜的人，才能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冷静和敏感。
人们往往是以自己受益度来评判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好坏。
不轻易承诺的人，他的承诺才值得形容；不轻易动情的人，他的情才真。
毛主席早就说过，逼上梁山关键在于一个逼字。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破釜沉舟。职务越高的人，顾虑会越多，这是个一般规律。
政治人物头上的乌纱帽经不起阴谋家的袭击。何况一个人头上的乌纱帽有时间的限制；而企业家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生命终结。
征服官场“大地震”杨建业
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自20世纪以来，8级或8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次。但本文要说的却是另一种地震———政坛地震。
近年，皖北就发生了这样的“地震”。皖北，中国之穷乡僻壤之地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自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立案查处后，其“大震”引发的“余震”就接连不断，竟有18名县委书记相继落马。其贪贿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中贪贿“业绩”最为不凡的是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一把手”，任职四年，就创下了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百分之百向他行贿，腐败不留死角的“奇迹”。可谓有党以来，绝无仅有；建国以来，罕有匹敌。
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皖北政坛的“地震”也绝不是“孤震”。这不，皖北“震灾”尚未善后，湖南郴州又“地动山摇”：先是2005年6月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使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被牵出，继而市委书记李大伦2006年5月也中箭落马，近又牵出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158名官、商。刚刚过去的“碧利斯”热带风暴给郴州人民带来了7。43亿元的损失，然而有论者称，郴州这场官场地震给郴州人民带来的重创并不亚于自然灾害，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已成燃眉之急。联系到前两年沈阳慕、马案，黑龙江韩桂珍腐败窝案、马德卖官案等等，中国政坛确实已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震期”。
中国政坛为何多震？可从自然地震的引发机理得到启示。地球内部物质不断运动会产生应力，当应力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地壳某些脆弱地带突然释放能量而造成岩层破裂，进而引发地球表层的振动，这就是自然界的地震。同理，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好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大“板块”冲撞带内，政府也正从原来威权型向未来管理服务型转变，故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乱，并重新组合与配置，加之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与相互冲撞，积聚的各种矛盾必在社会体系内产生巨大的应力。此应力若一时无法缓释，必寻求社会某薄弱带突然释放，从而引发社会大地震。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区，就是其中的薄弱带之一。故现时中国之政坛，处于多震期，也就不奇怪了。
不奇怪却并不等于说可以漠然漫应。自然震灾本是天道使然，人们都在积极预防，更何况官场人祸呢？那么，如何防治官场地震？同样可从自然地震的预防得到启示。周总理提出的群专结合确是预防地震的好法子。群即群众，专即专业地震工作者。官场大地震之预防，也有赖于群专结合的严密监督网之建立和预报。事实上，官场大震前也并非无预兆，许多贪官事发之前，已不知有多少群众举报，甚至有流行民谚讥刺之。皖北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千万县令”的雅号早就传遍定远的大街小巷。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安仁县当县委书记时，就有民谚：“甲生甲生，民不聊生”。安徽的群众称大贪官王怀忠为“王坏种”，“王三亿”，并有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连王怀忠自己也知道这些绰号，他自我解嘲说“叫我王坏种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震前已有这么明显的预兆了，可仍然大震频仍，一可以说专业监测网还不够严密，二可说上峰对群众举报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一些贪官仍然边腐边升，带“病”上岗，终于酿成大灾，可不惕乎！
按理说，自然地震要比人类社会地震更难预防些。特别是我们如今已有许多先进主义和思想的武装，预防政坛地震本应该相对容易些。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却是官场地震比自然地震更为防不胜防，频发不止，总是震得乱七八糟后有关方面才出来收拾残局。我想问：为何如此？
23。6 关于势利问题
“势利”新说
“势利”的名声不太好，清高与纯洁之人往往嗤之以鼻，所谓势利小人被人瞧不起。但长年累月在生活里浸泡，尤其是在股海中漂浮数载，突然发现该为“势利”两字正名。的确，势利小人不可做，但对于“势利”中“势”与“利”的关系，却值得品味。在投资中，势与利往往紧密连结，求利者必须先求势，先懂势。
懂得势利并利用势利成就事业者大有人在。蒋介石借的就是孙中山的势；而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说过，“势利，势利，利与势不可分，有势即有利。因之求利者先求势”。这里的“势利”应该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奴颜卑膝与点头哈腰。无论你是否承认，借助别人的资源与帮助，实现自己梦想，可谓是“借势得利”。有时候很多看似难办的事出奇地顺利成功了，与“乘势”而入大有关系。
“势利”更是揭示了欲求利必先求势的道理。何谓之“势”？势，就是如同把一块巨大的圆石头放在高高的山顶上，轻轻一推石头，石头的滚落势头就是“势”。逆“势”而上，逆“势”而为，其结果自然是头破血流。
认清了“势利”的关系，就要顺应，就要尊重它巨大的惯性。在海滩上的冲浪高手都知道如何利用势来让自己飞得更高，而杭州的钱塘潮更能展现“势”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大潮退去，很痛苦。但也是机会，因为沙子随潮水退去，封尘的宝贝也将露出。但是你要有站立在沙滩的资格，不要随着退潮的潮水和泥沙一起被卷去。
“势利”在世界上是不少人的人之常情，更是不少聪明人物的登高发达之长梯。但有一点还是要说，即便是势利，也得要有骨气，要有人品，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想使得自己的力量和财富变大，就要懂得分析趋势，把握趋势，求利先追求势，权当对“势利”的新说。
势利是一种在对待他人时的选择和态度。是整个群体或个体的对于历史和环境考察后的价值选择，它并不一定是出于本人当前利益需要，而大多人是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但其中大多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利益需要的期待。同时，此种利益需要可能是物质的，但大多是虚无的社会病态的虚荣心。
（一）势利心态的历史渊源，势利是与私有制相连的，暂不讨论。
（二）势利心态的现实社会条件。
1。客观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于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往往单个个体的物质财富和个人精神利益的个体有限性，使他不可能满足对于这两种利益的付出对象的个体数目，这个数目往往是巨大的。因此，付出的过程必然处在选择，这种选择必须能满足自我精神和物质以及现在或将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取舍过程必然产生势利现象。
2。主观条件。势利基于个体的盲目性，盲目性是虚荣心的根源，虚荣心是势利的直接驱动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势利的利益期望并不可能实现，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这种对于利益的急于求成，想依靠他人走捷径的想法必然是盲目的
同时，势利的社会效应也往往是反面的，因此，对于势利的个体往往也会造成负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势利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客观社会存在，不会因为对他的否定评价而消失
但是，它会随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建立一种健康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可能的。
势利的“眼”是以“势”和“利”为转移的。这种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