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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有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繁复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然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者“非法”。
海瑞想固守原则与信仰，可这些东西与现实和世俗又常常冲突，坚持原则信仰与周围人容易格格不入，容易被人认为迂或痴，把自己置于和别人对立的位置上，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要放弃原则信仰，与世俗同流合污，内心又会感到压抑和痛苦。一心孝忠，却不为主子理解，真是一大悲哀。
不会变通，不讲究策略，认死理，即使是为主子孝命，主子也并不感激。想当官的那么多，谁不愿意用几个听摆布的？谁愿意专找和自己过不去的用？古人说得好：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决定一个官员升迁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一两个当权者。有些人明明深得人心，只是由于忤逆了当权者，结果不是调离就是撤职。世上人有几个真正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多数人都不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既没有痛苦也没有人指责。
真正的官吏应该审时度势、知进知退、能屈能伸。海瑞的品格在舞台上万人敬仰，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吃得开。
从古至今，用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管你过去是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并肯为我所用，我就用；另一种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你不是我的人，对国家有利我也不用。许多人就作了这种观念的牺牲品。
阳为道德、阴为利益
海瑞的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仔细分析他的自身条件，这几乎是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自保，进而扬名立万的最佳方式。在重科第资格的明朝，只有进士，特别是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才可能顺利封疆进而入阁。海瑞出身举人，在官场上同年、座师这类最重要的资源没法和进士比，他在官场生存靠什么？最理想的方式称为道德的标杆，成为舆论普遍支持、百姓十分拥护的模范清官。但这样的标杆对那些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从来就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包括皇帝在内，别人没必要冒着舆论的压力去整治这样的标杆。海瑞对朝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官员树立一个可望不可及，可颂而不可学的模范，让他处理实际的政务，多半会处处被掣肘，处处碰壁。因为为政的实际操作和对政治人物提倡的道德不是一回事，甚至十分矛盾，用口里说的那套办法去为政，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中，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如剧中胡宗宪告诫高翰文所说的那样，当官和读圣贤书完全不一样。徐阶、张居正和后来的申时行，都是知道权变深谙时务的人，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会玩，所以才能当首辅。难道海瑞就不明白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利益（黄仁宇的总结）的潜规则吗？但他这种举人出身的官员，如果玩潜规则，也就是能做一个日子过得富庶的县官，这显然不是海瑞的追求，人家张居正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自小有神童称呼，有老师徐阶关照，又当过隆庆帝登基前的侍读官。海瑞玩张居正那一套，只会湮没在成千上万的中低级官员中间，哪能流芳百世。
所以，海瑞干脆不玩这些，就只玩圣人所言、被朝廷所提倡的那一套明规则，反而是剑走偏锋，无人能挫其锋镝。当然，这样玩代价也是很大的，自己和家人生活清苦异常，一点贪污奢侈也不能有。清廉得不近人情是海瑞的公众形象，是他立足于官场最重要的利器，没有这点他什么也不是。所以对这些清廉的细节，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这一点，皇帝和其他大臣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上疏那样骂皇帝，皇帝都没法杀他，能杀掉夏言、杨继盛的嘉靖帝，哪有什么仁义之心，不杀海瑞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就是不中海瑞的圈套，遂了他做千古死谏忠臣的愿望。皇帝都对海瑞这样，其他文臣惹他干什么？所以他反而官运亨通，做过管理最富庶的南京周边的应天巡抚，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主管监察，虽在南京是闲职，但政治待遇上去了）。如果海瑞不这样玩，一个举人哪能企望这样的高位。但他一旦有实权，办具体政务就不行了，那种行事方式只能激发矛盾。在当应天巡抚时，打击豪强地主纯用刚猛之法，搞得鸡飞狗跳，拿对他有恩的徐阶家开刀，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就被调离。所以这样的道德标杆，只能是系而不用的葫芦。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数引不起特别的注意。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24。4 关于廉政文化问题
廉政文化是现代社会关于执政规律、方略以及公务员队伍建设、管理的知识、制度、法律以及观念、价值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关注的是关于权力和权力腐败现象，研究其原因、特点和规律，探讨设计如何防治的一般性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制度、法律等等。廉政文化对人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人的本性、需要、生活环境对权力行使的影响，研究典型人物及其行为对廉政建设的意义，是从文化和制度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为推崇某人，更不是把廉政寄托在某个“清官”的个人素质、能力和注意力上。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廉政文化把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强调教育、制度、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环境对腐败发生的影响，着眼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廉政文化强调法制，但并不排除、也不否定个人对廉政建设的作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廉政文化通过个人这种载体，以个人的勤政廉政、言传身教、思想品德、价值追求、社会形象影响和改变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社会的廉政状况在绝对意义上说，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廉政意识的增强和廉洁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工作人员人人都自觉遵守廉政规范。廉政文化建设应该从人的道德修养、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入手，从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做起。
现在社会上流行“骂腐败”的现象。
“骂腐败”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风气，不光是老百姓骂，领导干部也在骂，他们也乐于谈论社会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咒骂各种腐败现象。
“乌鸦笑猪黑，腐败骂腐败。”这些领导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骂腐败行为和腐败者，但谁是腐败者？似乎腐败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人；似乎永远是别人，而不会是自己。
无职无权的老百姓骂腐败，他们有些人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不是因为仇视腐败，而是因为别人在腐败，而自己不能腐败。假如他有腐败的机会，也许他比谁都腐败。
有小职小权的腐败者也在骂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贪点、占点、吃点，察觉不到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总认为真正的腐败是那些手握重权，动辄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才是腐败者。
而那些大腐败者的逻辑是：我腐败，别人也在腐败。你看那些腐败分子一旦锒铛入狱，他们都会很不服气，往往抱怨说：腐败着的人多着呢，比我腐败的人也多着呢。自己是运气不好。
腐败者是可耻的。腐败着且不知的腐败者却是可耻加可悲的，说明他已经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失去了判断力、羞耻心和起码的“官德”与良知。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对腐败只是在口头上骂一骂，而不觉悟和反省，那腐败恐怕真的“腐而不败”了。
官员修身养性不如官权修身养性
近日，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在“网上宿迁”论坛发了一个《关于宿迁人的行为举止细节问题》帖子指出：“有些干部与别人接触时，不注意礼节，比如大声接听手机，唯恐别人听不到。还有一些本来不值一提的细小事，比如在办公楼宇、公共场所如厕后不及时冲水。”
据新闻介绍，在市委书记的帖子发表后，宿迁市立马掀起了“修身养性”的热潮：当地报纸开设了专栏；机关干部开始了自查；一些单位成立了不文明行为纠察组；甚至，连该市的10多万名中小学生也走上街头，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学校影响社会，告别不文明行为”活动。似乎以前大家都是不文明的人，又似乎大家在一“贴”之间明白了文明的重要。
应该说，修身养性不是坏事，对于外部影响力明显的干部来说更是这样。但是，修身养性的意义不宜拔高。因为修身养性只是体现干部的细节，却不是决定干部的所有细节。从本质上说，修身养性培养出的只是良好的个性人格，而不能包括干部的执政能力，廉政素养。因此，在提倡干部修身养性时，应当看到其作用是基础性的：没有这样的习惯不会是高素质的干部，但是有了这样的习惯也不会水到渠成地成为得民意的领导。
在现实生活中修身养性是容易装扮的。许多干部在人前是风度翩翩、满口箴言；在人后却是大大咧咧、为所欲为。这样具有两张脸的干部与其说是修身养性的“得道者”，不如说是践踏规则的“恶搞者”。对于这样的干部，如果说他是没有素质的人，却可以看到他在公开情境中的修身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