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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象后代的资产阶级那样，因为有了“钱”，进而有了“权”；相反，当时倒往往是先有了权，进而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大量财富。在这里，财富的多寡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谁的权越大，谁能得到的利就越多。“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这类口头禅反而能比许多理论的概括更准确、更直接地揭示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掌握在全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以及听命于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和政治地位而得利。在古代中国，只要当了官，有了权，财富可以不期而至，仕途是获取资财的最主要途径。
官僚与世袭的皇帝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个官僚即可以平步青云，也可能一落千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掌握的权力永远不丢掉。这种流动性又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进而致富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应与人民同义——一切公共权力来自国民意志；国民意志是一切合法性的根源。
如果制度不能够约束权力，教育不能够抚育良知，法律不能够保障自由，文化不能够培植创造力，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从它的未来中抹去了两个字：希望。
国家机器的运行与企业的运行完全是两回事，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在很多状态下是矛盾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处理问题的一种精神，就是一旦下了决心就别犹豫。人不是机器，人是需要有许多空间的，也需要有许多规矩，讲究平衡与人情才是有特色的真正文明。
国家权力之“手”应该如何干预市场
宪政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理念：一方面要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按照这一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权力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权力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各自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应当遵循四项宪政原则。
第一，政府不能实施行政控制、行政垄断。国家权力应该退出企业经营，即政企分开。现在需要政府权力与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分离，也就是政资分开。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介定政府职责范围。
第二，国家权力不能随意限制私有财产。除了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不能用公权力来限制和剥夺私人财产权。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主体都可以从事。
第四，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的，国家权力不能任意限制营业自由。
强国使命与权力的责任：
当代出现的GDP崇拜不仅仅是管用的政绩观出了问题，更是人们浮躁地追求强国使然。我们国家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种种外来的屈辱，使强国理想迅速成为一个民族的宗教，而实现强国理想的使命就落到了权力的身上。由政府掌握国家经济的控制权，成为清末以后中国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政府以领导强国事业为己任，革命者为建设强大中国而夺取。但是，正是权力与强国使命的结合，使中国的强国道路变得格外曲折。
用权力追求强国的目标自洋务运动开始。对权力的垄断使王朝和官僚始终对任何新崛起的资产者、商人和新贵都保持警惕。他们担心，一个富有的阶层在官僚圈子以外突起，将对既存秩序构成威胁。权力负担起强国使命后，全盘掌控经济似乎就是官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了。计划经济把政府控制发展到极至。官员们相信，只要自己始终坚持抓经济，国家的强大就有了可靠保证。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权力观念：既责任是它的第一重要的品质，权力是有责任的权力。这里说的责任不是强国富民的责任，而首先是权力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承担后果。强国富民的责任太大，只有通过每个个人的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才能最终使社会财富获得增加，因此任何个人或者小部分人无力承担它。
当有人把一项属于全民的和历史的责任包揽无余的时候，他的责任实际上也就是空洞的责任。但是他必须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承担责任。这源于一条最古老的法则：凡是有行为能力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官员不能履行最基本的公民责任，其他的责任就是无稽之谈。我们常常看到重大决策的出台，但常常看不到有人为此承担了重大责任。冲动、不负责任的权力在我们社会已是太多。
靠权力来推动改革，首先要推进对权力的改革，使它肩负起它本应负起的责任，放下它不应负起也负不起的责任。一切事情都强调“关键在领导”，它不是加强了责任，而是加强了权力。
党作为一个集体的领导，被一些人理解和分解为官员个人的领导。如今“领导”成为官员的普遍称呼，强化了本不属于他的领导人民的身份。把权力等同于领导的思想，要追朔到孔子创立的政治观念体系。这个体系把人分为上下两等：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治人的人和治于人的人。
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追求名誉的人。他们的利益在于从服务公共利益中获得巨大的个人声誉。这对他的诱惑超过了物质利益对他的诱惑，使他有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社会事业和改革事业的追求上。但对于更广大的官员，他们所处的职位缺少足够的荣誉，他们很少有机会成为政治家，也就是说，名誉利益对他们的诱惑较小，而手中的权力又使物质利益对他们的诱惑加强了。尤其是当他担任的职务同时又是他谋生的手段时，后者的诱惑就更加强烈。除非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否则，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用权力追逐自身的物质利益，不会为了追逐名誉而献身于公共事业。但是，一个主要依靠权威进行治理的社会，又必须要非常重视和强调治理者的个人品质，他要非同一般，圣明而又庄重。让老百姓对权力既敬重又畏惧，他们才会服从领导。
官员不是给社会提供领导，而是执行社会的命令。人类设置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为的是保护公民财产，维护公民自由。领导者与执行者是不同的角色，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领导者是指挥公众的，执行者是听命于公众的；领导者是傲慢的，执行者是谦卑的；领导者需要被领导者惧怕，以增加自己的权威，执行者惟恐冒犯大众，害怕失去对自己的信任；领导者贯彻自己的意志，执行者落实国家法律；领导者掌握人民的命运，执行者的命运被人民掌握；领导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执行者随时可能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人们对官员的敬畏，既是出于政治传统，也是出于他们手中的权力——那种有能力控制民众命运的权力。但官员作为领导者的地位，在当代社会中已经遭到那些贪婪官员的严重侵蚀，后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声称的崇高目标之间差距太大了。当代人的心理出现的最明显变化是，一向敬畏权力的中国人大大减少了对权力的敬畏。
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予以消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无从确立。从根本上来说，权威不是来自外在世界，而是来自内心世界，来自自我判断。每个人都把自我判断当作权威判断的时候，民主法制原则就会在人们内心确立起来。人是解放，最后都归结为自我解放；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由，表现为对外来领导的依赖越来越少；公民的自我解放必定走向完全自治。
官员是想方设法重建领导权威，还是及时转变领导的角色？现在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如果权力没有角色和地位的转化，即官员不由领导者的角色转为执行者的角色，服务型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领导者的服务终究不是执行者的服务，前者的服务如果不是一种象征，就需要社会支付难以支付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人能消费得起领导自己的人提供的服务。当官员们不担负社会领导之责，而仅仅负责执行法律的时候，法治 出现了。依法行政提出了政府执行法律的职能。依法行政的角色与领导者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依法行政者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仅仅是体现法律的意志；而领导者必然要体现自己的意志，并把自己的意志加之于被领导者。
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执行法律，它的服务，归结到底是通过执法服务社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任务虽然已经提出，当尚未给法治以预期的发展。不少官员对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法治的兴趣。因为插手商业活动使他们获得丰厚的利益，而推动法治则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法治是一种制度结构，从非法治的制度结构转向法治的制度结构，决不是干部自我教育就能完成的。公共权力在推进法治上采取切实行动，除了完成属于它的义务，还有另外一层责任，即兑现承诺的责任。
7。5 关于新闻媒体的权力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也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司法（主要指公、检、法系统）权力。这三种权力既以党权力为中心，又在具体运用上各有其特殊性。虽然说不上相互制衡，却也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才能联结通畅。
把视为权力顽症的腐败，其实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操作，它之所以能够普遍弥漫，是因为腐败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风险，一出手就两手抓：既致力于增强以权攫利能力的关系网，又着手编织预防风险的保护网。这两种网络往往是交织重叠的。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腐败的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证明了腐败网络已经无孔不入，已经覆盖了党、政、司法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位置上执掌不同权力而又互相能够发生作用的人，因为互相需要，已经通过利益交换形成了一张张大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分肥机制。掌握不同权力的人，分别处于分肥机制的不同位置。
这种共同体兼有以权攫利和自我保护两大功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反治理能力。以权攫利在大多数时候都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当受损者起而反抗时，他只能求助于体制本身提供的“合法途径”。而这些途径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往往早已被纳入腐败关系网的一部分，成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即使当时没有被纳入，事件发生后也很快会被纳入。保护网是不允许出现致命缺口的，这样的缺口一旦被发现，保护网的所有触须都会向此处延伸，直至将其包裹在网中。抗拒纳入者将要面对整个关系网的压力和排斥，不可能持久。
历时多年，这已经沉淀成了官场潜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默守的潜规则。谁都知道遵循正常途径公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