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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即刻攻击北大营。
第5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
步兵第29联队攻占奉天城。
“轰，轰！”两门280毫米的巨型榴炮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将炮弹送向北大营。北大营立刻震颤不已，火光冲天。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弹上膛、枪上刺，像开了闸的洪水，呼啸着冲向北大营。
隆隆的枪炮声划破了北大营，划破了奉天城宁静的夜空。
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
北大营中，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此刻正心绪不宁地在屋里来回踱着。
几个月来，一种不祥之感总是絮绕在他心头，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万宝山事件”，日本人明明占了便宜还纠缠不休，时不时就在各种场合提一提。好像中国人在仗势欺人。更甚的是，一个中村震太郎大尉竟擅闯我东北军屯垦区刺探军情，人证、物证俱在，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即使中村死了，按理日本人也说不出什么。谁知日本人却抓住此事大作文章，硬是在胡搅蛮缠，强辞夺理，以至东北军将团长关玉衡澈职查办也不能平息事态。赵镇藩当时心里就有种感觉：日本人纯粹是在找碴！
赵镇藩深深体会到国弱民贱这句话的沉重。
“万宝山事件”中死的中国人又何止一个，到头来还不是中国人睁着眼吃哑巴亏。这使他心里总有种压抑、愤懑之感。他虽算不上东北军老人，可他好歹也随东北军关里关外、四方征战数年了，早已养成了那种无羁无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慨。可每每碰到与日本人打交道，就总有种被一条无形绳索紧紧缚绕之感。唉！
在中国的土地上竟找不到替中国人说理的地方，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莫大的悲哀和羞愤。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在这战乱频仍的动荡之秋，力量就是真理，“拳头硬的是好汉”，否则，弹丸小国日本的军人，怎能跑到泱泱大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历史悠久的古国臣民何至于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东邻倭人的欺凌！但他的这种顿悟非但没让他有轻松之感，倒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军人，军人就是要守土保国，为民分忧。可如今我算个什么军人啊！吃着东北父老的血汗俸粮，却眼看着他们遭受日本人欺侮，吞咽自己痛苦的泪水，这还算个军人，还算个堂堂七尺的男子汉吗？！这种感觉像一只巨鼠，啃啮着他那颗痛苦的心。
痛苦之余，赵镇藩又时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中。为什么日本人能如此张狂？泱泱中华大国为何在弹丸小国日本面前畏畏缩缩？为什么几千年来处处向中国学习的小日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却使中国成了手下败将。日本是着了什么魔，能如此之快地跑到前头去。眼下日本军队不过几十万，可中国有几百万部队，为什么日本人能把枪口指向外面，而中国人却总是在内战中你死我活地挣扎。
眼下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际上不足万人，可我20余万东北军却受“不得抵抗”命令之束缚，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想当初张少帅决定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赵镇藩是打心眼里拥护的。归顺中央，全国抗敌。我东北有了全国作后盾，还怕日本人再来染指？！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归顺，到头来却归来个“不得抵抗”，那还有什么归顺之理，这道命令使他在愤懑中备感压抑，更令他焦急。眼下日本人战刀磨得雪亮，可我们都在干什么？
近两个月来，日本人从东北军眼皮底下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一车车用蓬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从奉天南站卸下，运进日本兵营。而且白天、黑夜不停进行攻击演习，矛头直指奉天城和北大营，使奉天四围充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的火药昧。赵镇藩心里很清楚，这决不是日本人在向东北军示什么威。日本人早已认为他们够威风的了。那么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这么细细地一想，他那颗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实了。随之而来的焦灼忧虑之情常使他彻夜难眠。
8月，7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局势和可能对策。一天会议下来，结果令人堪忧：奉天事变必定发生。为此，旅长王以哲带上材料，亲赴北平，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请授应对之策。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车就直奔少帅养病之处，协和医院一间宽畅奢华的地下室。
张学良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又像是在思考着，“……少帅，综合来看，奉天事变指日可发。现在关外兵力空虚，关内各军却拥兵自重。一旦事变发生，日本由朝鲜、日本海运兵力，恐我东北军各部难以抵抗，甚至有兵败之虞。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有负国家、有负东北父老？所以请少帅考虑，是否可由关内调回一部分部队，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满面的张学良才开口道：
“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力避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万事不得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不发一兵一卒，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大帅几十年风风雨雨创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插手东北事务吗？而且大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王以哲虽不能说草莽出身，但毕竟身在关外，尚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那种互相缠绕、互相挚肘、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也不可能了解到，攻于心计的蒋介石为迫使张学良俯首听命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权谋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张学良当时的苦境。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听老蒋的。我虽为一人之下，可这一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该清楚，迈过他能行吗？眼下我已派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总司令，老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其实张学良当时对蒋的俯首听命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5年后他能在西安发动兵谏，难道眼下就不能迈过蒋介石，给东北军一个灵活应对的权限？更何况他当初归服南京，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并不愿把东三省的实际权力真正交还中央。而且就他本人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什么力量打动他的心，他是决不会拿东北，拿东北军，也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么大的赌注来冒这么一场风险的。
那么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呢？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的东北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饰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已完全听不进去了。其次，他感受到了蒋介石这颗巨树的荫庇。
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历来不把他小六子放在眼里、图谋倒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终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辞，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2个月，中原大战以蒋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正是由于他的入关，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蒋介石对这位刚入而立之年的少帅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于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赞誉褒奖、特邀赴京等等荣誉都接踵而至。并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委任他为代理委员长。这样，东北军的实力范围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间，而是囊括了河北、热河、察哈尔及北平、天津六省、两市，使他独霸北方这半壁河山，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风云人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真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当初改旗易帜，投靠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此外，蒋在官场上所施展的各种手腕，也使他对自己当初的易帜决定深信不疑。
1930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尽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凭他挥兵入关，助蒋胜阎、冯，平叛石友三，实现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多年夙愿这一丰功伟绩，蒋介石竟派出专列，特邀他进京赴会。
沿津浦线南下，而立之年的少帅不但被秀美的中华大地所吸引，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蒋总司令对他此行的重视和厚待。蒋除派国民政府要员张群等人亲往济南车站迎接外，铁路沿线各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员主持欢迎的场面，大标语“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赫然在目，令张学良激动不已。而这仅仅是个序幕。车到南京，张学良更陷入了赞美、恭维、令人倾慕的欢乐海洋中，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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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车到下关，蒋介石早已派来了专车迎候在那里。张学良在十几辆小车的簇拥下驰上了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的道路。
一路上警车开道，众车相随，好不威风。沿途彩旗招展，人海如潮，南京市万人空巷，都来一睹少帅风采，这更令张学良陶醉，神往。当晚，蒋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张学良自然再次成了中心人物。人人争相与他握手、碰杯，祝福、恭维，鲜花、美酒令他应接不暇，那一刻，他可真是春风得意，容光焕发。此外，会议期间，蒋介石主动与他换了帖子，义结金兰。而他的夫人于凤至不但成了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的干女儿，也与宋美龄成了异姓姐妹。讲义气、重感情的张学良对这些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南京众大员陪同张学良拜谒中山陵。其间，蒋介石十分自然地把话拐到了两人的关系上。蒋十分动情地对张学良说：“咱们是兄弟，今后要患难与共，不分彼此。从今起我的卫队就是你的卫队。”这不但让众人对张学良更为刮目相看，也使为人仗义的张学良认识到：蒋公有恩就报，够义气，是个领袖人物。因而他对蒋介石的信赖感也更加重了几分，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了5年。1933年他代蒋受过、通电下野，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直至西安事变后他在软禁中静下心来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