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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地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首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超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是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他们多年的从政经验就已经告诉他们，地方督抚的权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视地方绅士的意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审慎行事，而不能随意冒犯地方绅士，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相当大的麻烦（比如说云贵总督林绍年就不敢忽视“滇南王四”的意见），所以如果成立以地方绅士为主要代表的“议政院”的话，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好处的。
张之洞原先是湖广总督，也知道这些，陈宝箴一说他立刻就明白了陈宝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于是，带有中国早期议会性质的“议政院”，也就这么成立了。
陈宝箴还提议各省同时成立“咨议局”，做为地方政府的议政机构，由各省地方绅士公选代表参加，然后由“咨议局”公选代表进入国家中枢的“议政院”，参与国家政治讨论，“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对于这个建议，政务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带有中国早期地方立法机关性质的“咨议局”，也就此成立。
没有了落后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阻碍，中国现在呈现出的，已经是一番新的气象了。
可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孙纲，看着新生的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现在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孙纲可以说位高权重，但权力大了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
因为，自己现在，是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了。
（三百九十六）由“追悼会”想到的
由于因为孙纲在军事上的力挽狂澜，中国才得以转危为安，所以在他被推选为“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参政的同时，李鸿章把负责全国军事的军务部也交给了他负责，由他兼任军务部长，并批准了他扩充海陆军的建议。
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这些政坛大佬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孙纲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奠定了新的“华夏共和国”的基础，想要有今天的安定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李鸿章他们已经认识得非常深刻了。
这样一来，中国的国防重任，就压在了孙纲的肩膀上。
这了统一事权，李鸿章没有仿效西方国家，分别成立不同的“海军部”和“陆军部”，而是将全国的军事指挥权集中到了军务部手里。
因为，中国从甲午战争开始，到现在的抗俄战争结束，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陆军的协同作战，李鸿章认为，“若按前清时分设海陆署，一旦有事，临阵不能相谐，有难不能互助，实为不妥”，因此，设立了军务部，由军务部长统一负责指挥海陆军协同作战。
而孙纲多次指挥过海陆军作战，“年岁虽轻，然叠经战阵，海陆军事，莫不精熟，每战皆胜，百战宿将，亦服其能”，因此这军务部长一职，就非孙纲莫属了。
对孙纲来说，掌管全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满清王朝给他留下来的将近百万人的庞大“陆军”，现在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清朝现在虽然没有了，但在各地驻防的满族旗兵，战斗力虽然极弱，但对刚刚新生的“华夏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在“己亥之变”刚刚开始时，除了东三省的旗兵随同满清王公亲贵讨逆外，在一些其它地省份。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族旗兵响应，但由于“讨逆军”失败得太快，随后又发生了俄国的侵略，这些旗兵又都返回了驻地，由于满清王公亲贵对国家的出卖，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怒。很多满人官员都被汉官驱逐下台（包括总督和巡抚这种量级的），一些旗兵部队还被所在省份地练军解除了武装，现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共和国”成立了，这些旗兵和国内的很多满人都惴惴不安，担心受到汉人的清算。
毕竟。满人几百年对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压迫造成地民族裂痕。不是那么容易修复地。
自己想整顿全国地军队。这些旗兵就很不好处理。
孙纲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说了自己地担忧。“政务院”在经过仔细研讨之后。决定先着手办两件事。以此来消除满人对新政权地疑忌心里。让国家不至于陷入民族分裂地状态。
这头一件事。就是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办丧事。“以安天下满人之心”。
慈禧太后被康有为派人杀掉后。这帮人采取了和日本人对待明成一样地手法。进行了“焚尸灭迹”处理。后来又经过战乱。现在仅仅能收集到一些慈禧太后地遗骨。而光绪皇帝因为悲伤过度。在慈禧太后被害后三天就去世了。尸体一直还放在殓宫内没能下葬。李鸿章等人商议后决定。给两位昔日地国家最高领导人举行隆重地“国葬”。既表示对“前领导”地尊重。又向天下地满人显示。新政权“绝无仇满排满之意”。以达到国家安定地目地。
同时。这么做地目地也是向天下人显示。新地“华夏共和国”是继承大清王朝地正统。而不是康有为弄出来地那种“伪政权”。
孙纲知道后，在心里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他们这帮老头子的手段高明。
这么一来，不但能安抚住满人的心，还可以堵住那些借此机会挑拨民族关系的“分裂分子”的嘴，也可以让天下的汉人不再反过来要求新政权清算满人。
而第二件事，就是在北京设立旌忠祠，将凤翔，永山，寿山。长顺等死于“己亥俄难”地满族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左宝贵等在抗俄战争中牺牲的爱国将士一起。入祀祠中，春秋致祭。允百姓入内拜祭，并请原先翰林院的翰林们编撰《己亥抗俄英烈行记》，刊行天下，纪念这些死于国难的爱国英雄。
这些举动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孙纲原来也没有想到的。
给两宫下葬入陵的“国葬”仪式举得得庄严和隆重，“极尽哀荣”，各地的好多满人都汇聚到了北京，给两宫“送行”，整个北京城“万人空巷”“哭声震野”，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也都派人参加，各国使馆同日也都下半旗志哀。
两宫入陵地那天，孙纲看着修得如此豪华地慈禧陵，不由得暗自叹息。
自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这个统治中国四十多年地女人的命运。
慈禧太后的葬礼尽管隆重，但没有了满棺珠玉的陪葬，她地下有知，想必是会觉得遗憾的吧？
慈禧太后可能不会想到，她最后的归宿，居然是这样。
她更不会想到，如果不是孙纲改变了她的命运，在二十八年后，会被一个名叫孙殿英的军阀版“摸金校尉”，为了她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玉陪葬品，生生的掘了她的最后埋骨之地。
那可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一心讲求“享受”和“传统”的慈禧太后来说，这可能是最最不幸的事了。
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不会出现了。
那么，对慈禧太后来说，她是不是应该“感谢”孙纲这个由“蝴蝶”变成的“黄雀”呢？
“听说当年小上说的，她的枕头都是翡翠西瓜呢，这回怎么什么都没有？”爱妻马看着仪式，小声对孙纲说道，显然她也记得“东陵盗宝”的故事。
孙纲没敢笑，只是冲她挤了挤眼睛，提醒她这是在开“追悼会”，这一类话题，还是回家说的好。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脸上立刻现出一副“悲伤”的神色，她这个“面子”上的功夫，现在绝对不比他差。
两宫的入陵仪式是同时进行的，在“追悼会”上，李鸿章还念了一篇祭悼光绪皇帝的祭文，祭文里追述了光绪皇帝一生的政绩，对光绪皇帝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从无满汉之分，民族之见，英毅果决，力图振兴，实为旷代之圣主也。然不意为宵小所趁，盖我圣主锐意求进，一时失察，若天眷中华，我圣主得稳健之士辅弼，得变成法，则我万千黎民之福也。”
这篇祭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对光绪皇帝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光绪皇帝在他当政期间，讲求变法，锐意图强，为了使政治清明，甚至下诏开放报纸言论，仅这一点，其实就比他屡屡大兴“文字狱”的老祖宗康熙和乾隆要强出许多。
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人数上占多数的民族进行的疯狂的“文化清洗”运动，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其恐怖的震慑效果可以说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后世学者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了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时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六十三年，制造的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结果导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的书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
这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康熙和乾隆两位大帝对中国思想领域的“文化大清洗”，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罪行。
而光绪皇帝在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