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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鹏的到来，也提醒了他另外一件事。
一个在外闯荡半生的浪子。在拥有了财富和地位（这小子有一个意大利男爵的封号）之后，仍然念念不忘为祖国出力效死，这样的爱国情操，足以让国内的好多饱读圣贤书地“正人君子”汗颜！
这些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海外精英的民族意识，要比中国本土居民强烈得多！
众所周知，任何强国要想以武力征服一个生命力旺盛，民族意识强烈。富于反抗精神的民族。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中国本土居民在这方面，不但不如阿富汗。同日本相比之下，也是差得很远。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综合。/*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地关系，现代民族国家地“国民”除了应具备健康的体魄外。还应该具备健全地精神。
而现在的中国，这两方面恰恰是一个“软肋”。
梁启超梁大才子就曾经撰写了大量文章来探讨中国地国民性情问题。而且他还和孙纲等人当面讨论过，他批评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独立自由意志和公共精神，认为这些缺点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障碍。孙文、黄兴以及谭延恺等人也都发表过类似地见解。他们和一些精英人士都认为，国民素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强盛，而现代国民地塑造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国民身体之塑造、一个是国民精神之塑造。
梁启超和孙纲在闲谈时，就曾经不止一次的向孙纲提出来过，孙纲现在仅仅出于加强武备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过多的注意于实业方面，而忽略了中国国民自身内在的问题，这其实是十分危险的。
梁启超认为，“我民之性情习惯，尚文好利，乏道义公德，上下交欺，除一己之私不知有他”，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爱国”是一件和他们无关痛痒的事，象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出现大量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这个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情”有关。*
梁启超曾经批评孙纲说：“这强国不是你敬茗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我梁启超一个人的事，而是这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共同的事，而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你自己和我们这些同志，加上李执政张香帅他们和一干有识之士在努力，如果咱们这些人哪一天都不在了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会退到原来的老路上去，现在纵能兴盛一时，将来仍然不免于败亡。”
梁启超的话当时可以说给了孙纲相当大的震动。
梁启超和孙文都认为，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太久了的关系，中国民众现在还没有从“臣民”意识当中挣脱出来，转变成近代国家的人民所必须有的“国民”意识，因而国家民族意识远不如海外华人强烈，现在中国只是在依靠少数精英的力量推动前进，而一旦当这些精英们都不在了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只能意味着下一次的沉沦！
梁启超还指出，由于中国自宋以来“崇文抑武，提倡理学，直至今日，以致民益文弱。*夫我民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腐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其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且复将其遗毒来者，代代相承，无有已时。民益弱而国愈衰，至泰西诸国雄起，而中国不能当，实崇文抑武之害也”。
梁启超曾经专门撰文倡导中国的“尚武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日本这一次能够战胜俄国收回了九州岛全地，即是因为日本国民“尚武”精神（“武士道”精神？）的缘故。
梁启超说，提倡“尚武”精神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他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能够重振中国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孙文也说，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尚武”精神才能使中国于列强环伺之时真正强大起来。提倡“尚武”精神不但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之
现在的中国，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培养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尚武精神，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加强海陆军。
这两者，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孙纲为了不让海陆军后继乏人，在华夏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注意加强了为海陆军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各类专业军事学校的建立，并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提倡军事化教育，在短时间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在看来，这些还是很不够的。
必须想办法，让国民意识从上到下尽快的形成！
现在国家刚刚赢来了难得的短暂和平，而守旧思想就已经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了，象前些日子那帮向李鸿章“乞赐举人”的老头，就很具有代表性。
李鸿章这头老狐狸当然明白这帮人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是要功名，实际上是想要求在新的华夏共和国恢复旧的科举制度，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花样”，因此来了一个“太极推手”，愣是把这事给推了。
李鸿章接见了这帮老头，温言勉慰一番之后，老狐狸说，“举人为君王赏赉之权，鸿章本为前朝一学士，忝为执政，行此特赏，似有不妥”，委婉地回绝了这一要求。
对于老头们想恢复科举的要求，老狐狸也给了答复，“科举之制，为历朝相沿，至今已历千载，因已不合于当世，前朝大行皇帝即有全废之意，如今为共和之制，国家取士，已有招聘选拔之定制，恐难擅改，且复千年旧制，理所不宜。”也是没有答应。
但为了不让民间认为新政府“雍塞言路”听不进反对意见，李鸿章也给了这些老头们一些“甜头”，防止他们回家后乱嚼舌头，给新政府造成不利的影响。
李鸿章的办法是，以华夏共和国政府的名义，给这些老头们每人都发了一枚“文曲宝星”勋章（专门奖励学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勋章），以及盖有华夏共和国国玺的“荣誉证书”！
（五百二十二）报纸大论战
在这些“荣誉证书”上，李鸿章还特意用了“曲笔”，注明“饱学鸿儒，可与前朝举子并耀”的字样，那意思就是说，这些老头子要是放在前朝，他们就“相当于”是举人
这帮老头得到“文曲宝星”勋章和“荣誉证书”后，一个个果然大喜过望，千恩万谢的回去了，这个“乞赐举人”的事情，就算让李鸿章就这么揭过去了。
孙纲知道了老狐狸的“处理”办法后，有一种忍不住想笑的感觉。
现在，李鸿章也和他一样，学会“糊弄”了。
事后李鸿章对孙纲说，这样的事情一般都很棘手，因为这些老家伙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如果处理不好，众口铄金之下，很容易留下“话柄”，反正他们想要的不外乎是些华而不实的“虚名”，以“授勋”的方式打发他们，也不花费什么本钱，就多给他们几个好了。
因为这“文曲宝星”勋章其实是铜镀金做的，多发些也没什么关系，也不心疼。*而正式的“双龙宝星”勋章则都是赤金做的，李鸿章可是不会就这么样的大把送给不相干的人的。
老狐狸在这方面，一向是十分精明的。
但通过这件事，李鸿章和孙纲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个“传统旧观念”的扭转不易，因此国内教育制度的改革力度。
在梁启超、谭嗣同及严复等人的努力下，“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村无公学，责其官长”的强制义务教育制度，以及普及识字率和扫除文盲等活动，在中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推行了起来。
而在礼部（以及孙纲的爱妻马）的倡导之下，借鉴原来外国教会开办地“育婴堂”地经验。中国地“幼儿园”制度也一点点的建立起来。
自己的孩子。现在就和在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北洋海陆军将士遗孤一起。在读幼儿园。
为了最大程度的把中华传统文化纳入现行地教育轨道，在孙纲的暗示下，以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和郑观应等一批中国思想文化的先行者们，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军人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以优秀军人为侪民之表率”，通过优秀的军人为民众建立学习地榜样，达到提高中国普通民众的尚武精神，借以唤醒国民意识。
而这场论战的涉及范围之广，“参战”地各界人士之多，也是孙纲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
这场规模宏大的论战，其实是从《京华日报》上一位名不见经转的人发表的文章开始的。吾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古谚。虽穷乡僻野之愚夫愚妇，亦常道之，而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呜呼！兵者。国家之干城也。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若兵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而乃以贱丈夫目之，不亦奇乎！余曾亲历欧美。*见欧美之风俗。凡从军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重视之。而日本社会上之于军人也，敬之礼之，惟恐不及。其入营也，亲族邻里醵资以馈之，交树长帜以祝之，厚宴以飨之，赠言以励之。子弟之从军也，父母以为荣，兄长以为乐。游幸登临之地，军人可半额而入之；饮食衣服之肆，于军人则稍廉其值。其行军于野也，则乡人曲意优待之如宾。苟临战而遁逃避匿，或作非行以损全军之名誉，一经屏斥，则父母、兄弟、邻里、亲族引为深耻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是以从军者有从军之乐，而有玷名辱国之畏。故当出乡之日，诀别于其亲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盖有入军即以此身许呜呼！他国之至为重视者，而吾国视为至贱。若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其能胜之乎？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吾国自清末以来，每有战事，败多胜少，即此类也。”
“我华夏各族，以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俯首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周之于西戎，汉之于匈奴，晋之于五胡，唐之于突厥，宋之于金辽，明之于清，清之于英法俄德日本，二千馀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铁蹄之所向，中原为丘墟。风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消。长城以北之地，俨为蛮族一大游牧场。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
这篇文章是一位署名为“神州自由生”的人所做，在《京华日报》上一经发表，立刻掀起来了轩然大波。
其实，孙纲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这位作者写的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国民之战斗力，保国之大经也。/*一国之内，地有文武之差，民有勇之壮武，中华之文弱是也。天下之大，种族之多，国民有勇怯文武之差异，故亦理势之当然矣。自历史上之陈迹征之，我中华之民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近世我国无论内外，凡交兵少有得胜之役，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吾国人之性情也。
“日人有言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