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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最好地利用白莲教的剩余价值，朱元璋后来决定给自己的新朝代定国号为“大明”。因为经过白莲教的广泛传播，明王出世成为了民间熟知的预言。韩山童自称明王起事，韩林儿继称小明王。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都是白莲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作新皇朝的国号，一是表明了新王朝与小明王的继承关系，二是向其他觊觎帝位者暗示，“明王”已经出世，光明世界已经到来，其他人就不必再痴心妄想了。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开始了对明教、白莲教的严厉镇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颁“禁淫祠”诏：“不许塑画天神地，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其后，朱元璋便藉修订《大明律》，将明教、白莲教列为“旁门左道”，严行禁止。《大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有明一代，白莲教、明教势力一直被牢牢压制。
第五节 北伐中原
朱元璋在统一南方战争中战无不胜，顺利异常，迅速平定了广大中国南部，只剩下北元一个敌人。而北元内部又分崩离析，战斗力并不强。
朱元璋虽被称作驱除外虏的伟大民族英雄，然而十五年军事生涯中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汉人自相残杀。直到此时，他还没怎么和正规元军正式交过手。不过元帝国的实力早已被漫长的战争耗尽了，已经成了一个熟透的果实，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罢了。
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农民的谨慎心态，使朱元璋在指挥作战时，从不像其他流民领袖那样凭一时血气之勇。
朱元璋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他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从不追求侥幸。史称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
北伐战争是朱元璋谨慎个性的突出表现。在这场战争中他一如既往地谨慎小心，绝不疏漏对每一个风险点的分析。他分析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他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应该说，在当时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一举攻克元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风险也确实存在。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只是他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朱元璋的军事部署则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虽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冒哪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风险。
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大军抵达淮安，元朝守将王宣、王信投降。十二月初五，朱元璋部陷东平，孔子五十六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希学率曲阜县尹、邹县主簿投降。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整个山东进入朱元璋版图。
山东平定后，虽然大都近在眼前，但徐达按朱元璋指示，首先西取河南。洪武元年三月，徐达引舟师溯黄河而上，直趋汴梁。四月初八，与元将脱因帖木儿大战于洛水以北，大胜。
在河南基本平定后，朱元璋又命冯胜西取陕西，与徐达夹击脱因帖木儿残部。山东、河南、陕西都纳入朱元璋版图，攻克大都，就没有任何意外了。
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渐消耗了元军力量，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第六节 朱元璋为什么屠杀功臣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而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给了朱元璋健壮的身躯的同时，也给了他一颗冷酷的心，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当然，即使拥有了这些品质，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坯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炼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炼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他们所必须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保持绝对的理性。
战场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尸体、烽烟、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或者是每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
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大师都反复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说：“善战者不怒。”孙子则明确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大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气过后，人可以平静下来，但因此而亡掉的国家不可以复存，因此而死去的战士不可以复生。”曹操也说过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战场上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这就要求军人的思维绝对不能受情绪的干扰，在最复杂的状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战场把朱元璋原本就温度相当低的心炼到了零度状态。一个伟大的统帅要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要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要能够把自己最亲近的人亲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够杀死心中的同情、怜悯、恐惧，要能够做到无情无欲无我。这样，他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经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敌情、我情、后勤……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决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压力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绝境中，这块铁中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过去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成了一块品质极佳的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铁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而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担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残酷、野蛮和不义的命令。是战场，把朱元璋从一个七情六欲的血肉之人变成了一架机器，安装了高性能芯片的钢铁机器。
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事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虽然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回避左右，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家”得来不易，也是因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了享受与人争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们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原来的老乡和战友，即所谓的“淮西勋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