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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20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沈醉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旁人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向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四
1949年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两路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上午，浓雾刚刚散去大半，只见几辆小轿车在荷枪实弹的军警簇拥下，有些慌不择路地驶入了停机坪。不待轿车停稳，一个身着中山装的胖胖的中年人便弹出车门，直朝那架硕大的运输机奔去。
这是毛人凤在城破之际，意欲转道飞去成都，准备协助蒋介石拉拢川康军阀和胡宗南一道搞所谓的川西会战，企图作最后的生死挣扎。
“局座，”架着眼镜、几近泪眼迷离的周养浩忙紧跑上前，紧扶着舷梯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上司兼同乡。
毛人凤闻得呼唤，这才注意到身后送行的人。他从舱口猫出眼，稳稳惊魂未定的神情，朝远处的周养浩和苦着脸、心事重重的徐远举招了招手。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5）
两人忙趋步上前。毛人凤脸上又浮满了笑，他用手朝空中舞了舞，“你们回去善后一下，然后赶下午的飞机来成都，我安排你们去昆明，先找到沈醉，再从那里转道去台湾！”
“局座，您呢？”周养浩不死心，还想追问出什么。
毛人凤凛然作态道：“我陪总裁先去成都，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川西决战！”
说罢，他朝徐远举、周养浩摆摆手，便缩进了身子。机舱门旋即飞速地关上，舷梯撤走，飞机立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周养浩苍白的脸上全无血色，他望望空空的停机坪，不放心地问道：“徐处长，我们下午去成都，还有飞机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中……”
“走不脱，脱了走。”徐远举望望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周养浩，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是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还有活命吗？”
“以你我的所作所为，即便不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些民主人士也不会放过我们，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去台湾。但愿不要生出什么变故，只要去了台湾，你和我的身家性命才有保障。”
徐远举听了，默默点头，再也没有说什么。
在机场送走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回到二处后，立即命特务们将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32名“政治犯”，解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下秘密杀害。中午时分，他们又急忙赶往白市驿机场，搭乘一架飞机，逃亡成都。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从成都乘坐的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飞往海南，但到了机场，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却不给他加油，也不准起飞。当时周养浩就预感到情况极其不妙，当沈醉打电话请他进城时，他谢绝了，坚持待在机场。
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从外面进来告诉周养浩，飞机上的仅剩的一点油也已经被地勤抽尽了，起飞已经没有希望时。周养浩一看情况不对，解下腰间的手枪，要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接着，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高天禄。
“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把它们带到外面，扔掉吧。”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就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
10日清晨，沈醉告诉卢汉周养浩在机场，卢汉当即下令昆明市警察局李志正局长亲自出马抓捕。但李志正率领50多名警员赶到巫家坝机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周养浩。经过逐一排查，总算抓住了周养浩的儿子和秘书以及副官，但他们拒不说出周养浩的去向。于是李志正让四名警员带着周养浩专机的驾驶员高天禄作诱饵，让高天禄不停地喊叫：“周主任！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前面约200米远近的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立即又缩了回去。再喊，就没有动静了。他们赶紧跑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当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车里的人叫了起来：“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书生杀手”最终落入了法网。
五
1950年，周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开始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作为战犯关押的高级特务为数不少，主要是军统。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是西南区区长，周是副区长，沈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有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到北京，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他们在被捕之前关系还可以，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1950年他们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时说起，起初，大家还能“和平共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变化，在那狭小的天地里，为些小事计较，不免就有些磕磕碰碰。
长期搞职业特务工作的几个人，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6）
有一次，审讯人员一时疏忽，在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周养浩处理意见的草稿，被周看到了。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还有沈醉揭发的置他于死地的材料。于是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他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子。只见周养浩突然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宋希濂当时也只有42岁，身强力壮，周养浩比宋大1岁，可能是宋希濂的个子比周养浩矮的缘故吧，伸手就顶住了周的手臂，凳子就应声落地了。
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其实，沈醉已明白了八成，徐远举可能比沈醉还明白，起码有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后，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出去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徐远举和沈醉都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与案情有关，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代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哼！”周养浩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周养浩对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而沈醉对他此后也是有意回避。
1956年周养浩被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但表现却一直不怎么好。他工于心计，加上是搞法律出身，就拼命为自己辩护，每次提审让交代问题，都变成自己无罪辩护的舞台。他总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讲自己是无罪的，因其口才很好，又摆出律师的劲头，有时候提审人员还真说不过他。政府自然不允许他狡辩，认为他是反动立场顽固。
这样周养浩自己也觉得很沮丧，整天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吟诵古诗词。不过他吟诗有时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唱《金陵怀古》时，被批评为“怀念蒋介石”，他唱《苏武牧羊》，又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到最后他也就破罐破摔，我行我素，任凭别人怎么说，一切如旧，也不求特赦了。具体表现在不但改造表现较差，连监规也不遵守，也不好好劳动，经常装病。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办理。”特赦时，监狱方面给他的评语是“虽然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不建议特赦”。后来毛泽东亲自说所有战犯一律释放，才赶上这个末班车放了出来。
由于当时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并发路费，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湾，要求到台湾和家人团聚，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140天没有获得台北方面的允许。
周总共有6男6女12个孩子，但他多方联系，只有在美国的最小的女儿回信说同意让他去住。他不明白其他子女是不愿意养他还是怕连累，搞的很灰心，但又不愿意回大陆，只好先去美国，去以前，还特意找到了香港中旅，问如果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中旅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给安排工作。
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到达美国后，才发现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小女儿家等他，原来是其他子女的工作多数在台政府任职，为了避免麻烦，只好让和台湾没什么关系的小女儿出面。
周养浩定居美国后只想安度晚年，对两岸任何事情一概不谈，也谢绝记者访问。直到另一个跑到美国的特赦战犯段克文在美国出书，污蔑中共的战犯政策。台湾记者认为周养浩应该也是反中共的，特意拉美国记者去采访周，没想到采访时周却说“他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还说段克文出的书是“胡说八道”，段这个人“不是东西”，还大爆段克文原本只是文强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文强离开军统时，偷盖了文强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还不是实授。搞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