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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公开投日的宣言书。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汪精卫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放弃武装抗日，与日和谈。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3）
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
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
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1939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对日公开投降也大为光火，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并下令“严缉惩办汉奸”。
蒋介石还有点不甘心。汪精卫就这么跑了，他的脸上犹如挨了一记耳光。最好是能把他劝回来，自己的面子也可以挽回来。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对汪精卫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汪精卫过去的心腹谷正鼎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于是乎，谷正鼎又带着蒋介石给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和50万元巨款第二次来到了河内。谷正鼎对汪精卫陪着笑说：“汪主席，委员长说了，你们可以到欧洲去作长期旅行，钱和护照都在这里。”
汪精卫冷冷地哼了一声说：“前几年他几次暗中整我，把我赶到国外去，我每次不都从外边回来了吗？去来何尝得到过他的什么护照？至于钱，我也用不着他的。”
谷正鼎碰了个钉子，脸上讪讪的。他勉强笑着说：“委员长说了，对日本的和、战问题，大家还可以商量，汪主席要是对国事发表主张，那就写写文章，发发电报，委员长任何时候都很欢迎的。”汪精卫面无表情的不吭声，谷正鼎于是接着说：“委员长说了，只要汪主席不再重新组织政府，一切都好说。大家以后还可以合作。”
汪精卫冷笑一声：“你以前也跟过我。我这么多年来老是受他控制，你不知道吗？”谷正鼎无言以对。汪精卫一直想单独掌握政权，如今好不容易得来这样一个机会，他冒着杀身之险才逃出重庆，如今又岂肯因为蒋介石特使的几句甜言蜜语就半途而废？
汪精卫越想越来气：“他今日又何必多此一举？我永远不会与他合作了！”说完此话，汪精卫起身便走，谷正鼎撂在那里坐冷板凳。谷正鼎只得拿起钱和护照，无功而返。
汪精卫望着谷正鼎的背影，火气消了一点。他的心中又升起另一种担忧。他叹口气，对身边的陈璧君和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之后，要多加小心。他（指蒋介石）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汪精卫深知蒋之为人，他的估计不会有错。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4）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听了谷正鼎的汇报后，知道这个局面已无法挽回。他决定对汪精卫采取强硬手段——立即找戴笠密谋，监视汪精卫的一切行动，并随时进行暗杀，同时要求一定要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制裁。
二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答军统在暗杀方而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调兵遣将。他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
陈恭澎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
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威胁，坏消息不断传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在过境时连枪都不能带。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身在汪精卫很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