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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公报》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60岁的胡政之和他们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虽有一间单人房，一张床以外也仅能容一张书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轻手轻脚经过查良镛的床边去盥洗室，其实多数时候查良镛老早就醒了。
报馆中年龄最大的是经济版编辑谢润身，人称“老谢”，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因报馆人手不足，故没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轻，一个人在香港，没有休息天也不要紧。②
距查良镛到港不到一个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发病，膀胱膨胀，小便闭塞，27日，被迫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查良镛在坚尼道宿舍门口看着胡先生离去……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党大势已去，胡政之缠绵于病榻之上，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11月5日离开台湾，8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不”方针、“文章报国”立身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大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①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4页。
②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明报月刊》2002年10月号，41页。
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对胡政之、许君远以及手把手教过他的杨历樵心存感激。他们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闻事业，是他办报时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①他是幸运的，初入报界就遇上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
杨历樵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日、俄语，中文功底也很扎实，初在南开学校教英文，1927年4月进《大公报》。他最初是英文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执笔写国际问题社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大公报》翻译主任，被誉为中国报界两位“翻译圣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他出任要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只知道埋头实干、苦干，为人厚道，和蔼可亲，热心扶植年轻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②他对查良镛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先是任编辑主任，1949年起任副总编辑，1967年病逝于香港。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国文学系，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工作，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和徐铸成同为相当重要的要闻版编辑。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
胡政之在1926年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事业前，做过三年旧《大公报》总编辑，他是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从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报》先后27年，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正是在他们身上，青年查良镛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报人的理想、责任。香港《大公报》转向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内地全面崩溃，江山易主，一个陌生的红色中国诞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新记《大公报》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此前，4月14日，61岁的胡政之在上海谢世。一星期后（4月21日），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听不到那些话了》：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0页。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56页；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73页。
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
港版初创，内容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饭时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
当胡先生病况渐深时，有一次与寿充一①兄及我谈起他的病因，他说：“我这病种因于少年时候，当时年青力壮，不论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趋；现在年纪老了，当时隐伏的病根都发出来了，所以年青人决不可自恃一切拼得过，身体务须好好保养。”
一个下午，胡先生与谢润身兄及我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我本来学什么，我说“外交”。他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以后当多看一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处。后来谈到美国人，他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决不能伟大。”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他说：“就会回来。”说了淡淡地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②
① 寿充一（1908— ）名昌，浙江诸暨人，1948年随胡政之参加《大公报》港版复刊，任经济组组长。
② 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33—34页。
谢润身退休之后移民美国，活到百岁。对于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的预言，梁羽生说了一句不无玄机的话：“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论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①
三、梦断京华
隔着浅浅的深圳河，到处是枪炮声，孤悬南国的香港在英国治下，没有直接置身大时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条分水岭，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查良镛为内地的政权转移而兴奋，他和几位朋友约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到太平山上茶叙，提出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向海外宣传“新中国”。这位负责人认为意见很好，答应向北京反映请示，但从此再无下文。②
查良镛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过国际法，新旧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问题，他尝试用自己的外交知识、国际法知识对时事作出评论。当年6月间，他写了一篇关于“承认”问题的文章，在《大公报》发表。
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1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14日，资源委员会驻香港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台湾方面也派叶公超等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双方发生争执。11月18日、20日，查良镛的六千字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分两次在《大公报》刊出，他依据国际法知识——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学家的著作，论证这些海外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透过“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新中国”等用词，不难看出他当时的立场。
他这篇略显冗长的论文，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译成日文后，却意外地得到当时还在日本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赏识。
梅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过对战犯东条英机等的审判，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法学家，当时还在东京。查良镛的国际法论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觉得这个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这位国民党籍的国际法专家应邀回国，出任政务院外交部顾问。
① 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明报月刊》2002年10月号，41页。
②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梅汝璈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镛，便电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这是查良镛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时代的外交官之梦，虽然只是一个梦，却一直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梅汝璈的电报再次搅动了他的内心，他激动、兴奋，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