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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文史丛编》第五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
《浙江文史集粹》第5、6辑。
《两浙轶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
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
文清《让心灵打个盹》，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
胡春生、施菲菲编《温州老副刊》下册，黄山书社2012年。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
《金庸鲜为人知的往事》，《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
《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
严晓星《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
宾语、潘泽平《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人物》2000年第7期。
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老报人忆》（《浙江文史资料》第6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国重博客《刘国重论金庸》，http：//liu_3。blog。tianya。cn。
秦朔、陈越初《叩访金庸》，《南风窗》2001年12月，总第203期。
陈晓《金庸：“我年纪大了，担任院长相当吃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
李鹭芸等《金庸家族600年传奇》，《环球人物》2011年第26期。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殷海光著，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修订本）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
《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范笑我《笑我贩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
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近世中国秘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
《穆旦诗文集》（一、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日＇桐山桂一著，计丽屏译《吴清源与他的兄弟》，中信出版社2005年。
＇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林燕妮《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后记
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
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传主是否认可，是否喜欢，跟我无关。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中立，以平实的语言，将传主真实的人生、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
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金庸生于1923年，经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他也有幸进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1948年以后定居香港，处北京、香港、台湾之间，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他自创《明报》，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激扬文字，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他的命运遭遇，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都值得细细斟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
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不值得写传记，没什么大价值”。又说，“我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说，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他认识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开谈论。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态度，他在京、港、台之间的立场选择，他内心的复杂，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郝明原是中国社科院《新建设》杂志编辑，70年代赴港，后移居纽约，曾将他们之间的渊源、纠葛亲口告诉范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每个阶段他的表现都是世人能看到的。虽然他晚年的表现引来了许多非议，但我依然认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是无亏的。钱穆先生曾对弟子辛意云教授说：“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历史大事去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以及对大事的影响，不能只看小事。”我想这就是“同情之理解”，对金庸同样要这样看。因为某种原因，我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表现如实写出来，这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公允评价。
此书初版十年来，我继续搜集有关的材料，其间有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访学，浏览了《明报月刊》、《明报》（缩微胶卷）、《明报周刊》等金庸手创的报刊，他的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他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个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此次修订，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1959年—1989年）的内容，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在《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大公报》的学习、工作，也有许多新收获。另外，全书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删，删去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此时他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后完成的修订本是否已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命运，但我已尽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完全负责，请方家和读者朋友随时指正（我的电子信箱fgy2628@126。）。
感谢丁东老师和丁宁大姐，感谢金钟兄、董炯明兄、钱钢兄、蔡咏梅大姐及樊百华兄、陈远焕兄、余国明兄、应辉兄、巫少飞兄等师友为我提供的珍贵帮助，感谢老大公报人的后人王芝琛先生、许乃玲女土帮我复印内刊《大公园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谢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为我答疑解难，他是传主初一时的数学老师，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还要感谢董晋之在港大给我的帮助，感谢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感谢我的妻子曹丽蓉和儿子傅阳一直以来给我的爱与理解，这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之完成，离不开你们，我对此充满感恩，愿耶和华祝福你们。
【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