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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万大军深入敌人腹地作战，在缺乏粮草支援的情况下，应该一往无前，速战速决，但大军行动迟缓，各军统帅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坚决，而且彼此扯后腿下黑手。到了平壤之后，还是没有决心攻城，而且在未经中枢同意的情况下，以粮草不济为借口，全军后撤，导致与水军夹击平壤的计划失败。
撤退途中，大军横渡萨水（清川江），高丽人半渡而击，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不幸战死，导致大军崩溃。接下来就是鸭绿水这道天然险阻，高丽人故技重施，再次半渡而击之，崩溃后的隋军毫无还手之力，全军覆没。
最终是不是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已经不可考，但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多，因为九个军的统帅除了辛世雄战死外，其余八个都逃了回来，尤其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卫文升，更是全军而还，那么他至少带回来一两万人。这些统帅既然能逃回来，那么他们的属官，还有很多高级军官，还有保护他们的侍从部曲，应该也逃了回来。高丽人的军队没有隋军多，就算围歼屠杀也需要时间，所以肯定逃回来不少军队，但皇帝和他的宠臣们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当然不顾一切抹黑这些世家权贵，一来坐实他们的罪名，二来夺取他们的军权，将他们赶出军队。
结果的确如此。九个将军中，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将军薛世雄、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卫文升因为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在二次东征前官复原职；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承担了兵败的全部罪责，除名为民，好在果断“病死”了，没有连累家族；右御卫将军张瑾、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虽然后来赦免了罪责，但未能官复原职，只能回家养老。其他逃回来的高级军官也基本上被赶出了军队。
这一仗，世家权贵遭到重创，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军权，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三十万军队，这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三十万军队没有了，怎么办？皇帝要发动二次东征，军队严重不足，而西北军要戍边，肯定不能征召，戍守京畿的中央军也不能征召，最后还是在山东和江左想办法，于是下旨募民为兵，征召山东和江左平民壮勇加入军队。
镇戍山东和江左的关陇籍府兵是有限的，当他们大部分战死辽东后，没有兵源了，皇帝和中枢就不得不临时修改兵制，大量征募山东和江左的平民入伍。第一次东征，朝廷从山东和江左征调了大量民夫，第二次东征，朝廷不但继续征调民夫，还强行征募壮勇入伍，这导致山东局势急骤恶化。
前年，黄河水患，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洪水泛滥，山东大约三十个郡遭受水灾。去年，黄河大旱，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干涸见底，山东受灾郡县更多。偏偏这时候，朝廷还要打仗，要远征辽东，要调集军队、粮草和徭役。中央和地方官府赈灾不力，导致民怨沸腾，叛乱迭起。本来山东人就是被征服者，一直遭到以关陇人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欺压，现在没有活路了，当然造反。
无奈的是，偏偏这时候，镇戍山东各地的鹰扬府军队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各地郡县的镇戍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郡兵，但因为郡兵都是本地人，根本没有镇压动力，于是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大河两岸，迅速蔓延到两淮和江左。
可以想像，这种形势下，皇帝和中枢决定在山东和江左征募壮勇、征调民夫，只会让国内形势愈发恶劣，只会让更多的山东人和江左人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一次，大部分世家权贵还是支持皇帝和中枢发动二次东征，因为他们需要军队，需要利用东征的机会招募壮勇，重建军队，重建武力，以便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国内紧张局势，至于造反的山东人和江左人，他们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只要二次东征胜利，大军掉头南下，马上就能扫平叛贼。
皇帝和中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担心叛乱者，担心的是世家权贵在控制了新建军队后，再一次与中枢对抗，阻扰改革，另外，皇帝和中枢对这些世家权贵们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担心山东和江左平民士气不足，战斗力不足，假如到了战场上就逃，那就完了，所以毫不犹豫，果断决定扩张禁卫军，建骁果，乘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控制更多军队，一方面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不顾一切也要拿到主动权。
皇帝和中枢向西北军要人，薛世雄也向西北军要人，就是基于当前这种局势。
伽蓝总算明白了，东征大败导致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现在国内局势又剧烈动荡，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居心叵测者都在伺机而动，此刻不要说政令畅通了，政令能不能传出禁中都是问题。
当初皇帝继承大统就遭到了太子一党的激烈反抗，皇帝不得不杀了废太子杨勇，贬谪了重臣柳述和元岩等一批太子党。接着汉王杨谅举兵造反，皇室手足相残，因此而受到连累或惨遭杀害和流放的人家多达二十多万户，由此可见反对皇帝的贵族官僚数量之多。继而皇帝又杀了高颎、贺若弼等功勋大臣，再加上皇帝变革了一系列制度，损害了世家权贵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导致他和中枢的威信不断下降，长安颁布的政令除了在京畿得到贯彻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大业五年皇帝劳师西征，开疆拓土，建立武功，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他必须去建立武功，否则无法慑服权贵，无法获得无上威信以逼迫地方官府执行他的敕令。随着变革的深入，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反对者越来越多，政令的贯彻越来越艰难，于是又有了东征。东征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武功，还是为了赢取威信以慑服地方，推行他的变革制度，实现他的执政理念和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即便知道辽东战场是个陷阱，他也得去，也必须赤膊上阵。他的敌人不是高丽人，而是世家权贵，他必须与世家权贵一决胜负，必须进行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本无悬念，皇帝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输了，输得很惨很惨，两败俱伤，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对地方官府的控制，帝国在这场豪赌之后，毫无悬念地坠入了无底深渊。
薛世雄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军中老帅，现在就连他都对皇帝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掣肘，可见皇帝也正在失去对中枢的控制，这太可怕了。
伽蓝低头沉思，久久不语。
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娓娓述说，目的很明确，必须留下伽蓝和他的西北马军团。
“陛下何时抵达临朔宫？”伽蓝忽然问道。
薛万均迟疑了一下，说道，“还有三天的路程。”
“裴阁老随侍吗？”
薛万均微微颔首，眼里悄然掠过一丝失望。
第092章 自圆其说
伽蓝毕竟是裴世矩发现并一手提拔的西北锐士，裴世矩对伽蓝有知遇之恩，有提携之情，裴世矩可以抛弃伽蓝，但伽蓝绝不会背弃裴世矩。即便薛世雄、冯孝慈等西北军统帅都很欣赏和器重伽蓝，将其视为亲信部属，给予特殊礼遇，但不得不承认，假如伽蓝没有西北狼这个秘军身份，不是裴世矩安插在西土的直属秘使，仅仅是一个武力强悍才智超群的普通武将，那么伽蓝无论如何也不会赢得薛世雄、冯孝慈等军中统帅的重视，更不要说引为僚佐与其共商机密大事。
伽蓝在西土的实力来自裴世矩的信任，没有裴世矩这个“靠山”也就没有伽蓝的今天。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伽蓝若想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就必须重新赢得裴世矩的认可，重新赢得裴世矩的信任。
伽蓝急切盼望着裴世矩的到来，期待着与裴世矩的见面，但自伊吾道一战后，裴世矩就与其断绝了联系，以他现在的身份，根本不可能见到帝国宰执，必须通过薛世雄。
薛氏兄弟的一番话，让伽蓝对中枢层面的隐秘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充满了恐惧和无奈，他想做点什么，为芸芸苍生做点什么。
佛说，慈悲爱施，普度众生，虽然以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也无力去拯救天下苍生，但身处这个激流翻涌的大时代，面对即将灰飞烟灭的无辜生灵，必须做点什么，哪怕能拯救一个人，也是一场功德。
谁能帮助自己为天下苍生做点什么？唯有身居尚书都省的门下省副官长黄门侍郎裴世矩，唯有深得皇帝信任的近侍大臣。
本来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薛世雄身上，因为伊吾道一战，自己辜负了裴世矩的信任，让裴氏遭到对手的攻击，丢掉了老狼府的控制权，最终不得不把所属势力撤出了西土，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没脸再去拜求裴世矩，所以只能跟在薛世雄后面。
东征前薛世雄是右翊卫将军，皇帝身边的近臣。东征失败后，薛世雄一度除名为民，两个月后又被赦免，官复原职，不过出任的却是右候卫大将军。虽然同样都是卫府十二大将军之一，但两者的权势和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
帝国的十二卫府来源于西魏和北周的禁兵系统和府兵系统，是两种禁卫军队制度的综合，存在着内外宿卫的区别。左右备身和左右监门就是内卫，四府不统府兵，各置郎将一人，直斋或直阁若干人。备身府掌左右侍卫，监门府掌门禁守卫。这四府是皇帝的亲兵，居于禁中大内，是禁卫军的核心成员。
左右翊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相当于皇宫卫戍军，但有内外军之分。内军是左右翊卫府所领的亲卫、勋卫和翊卫三侍，有统一设置的鹰扬府，是内军鹰扬府，主掌内军宿卫，是禁卫军。正因为左右翊卫既掌禁兵，又掌府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左右翊卫大将军肯定都是皇帝的亲信大臣，随侍于皇帝左右，并做为主掌统兵权的军中元老级统帅，为皇帝提供军事谋略，帮助皇帝控制军队。
皇帝最为宠信的大臣许国公宇文述就长期担任左翊卫大将军一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帝国军中第一帅，位高权重。右翊卫大将军，军中第二帅，就是帝国元老级宿将燕国公于仲文。宇文氏和于氏都是鲜卑人，虏姓望族，宇文氏出自六镇武川，于氏出自六镇怀荒，于仲文的祖父于谨就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帝国第一帅和第二帅都是鲜卑人，帝国最大的统兵权都控制在鲜卑人手上，尤其于仲文，八柱国之家，三代都是军中统帅，部属无数，可以想像于氏在军中的庞大势力。
第一次东征，率军深入高丽国的九军大统帅就是宇文述和于仲文，失败后，承担所有罪责的就是于仲文。皇帝和中枢为什么把所有罪责推给于仲文，为什么一定要置于仲文于死地，其原因一目了然。
于仲文死后，由谁继任右翊卫大将军？江左宿将，皇帝亲信大臣，军中老帅来护儿。
第一次东征，荣国公来护儿是左骁卫大将军，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