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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司令一死，军中无主，部队乱成一团，这给附近驻军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他们联名上书南明中央政府，要求“整编”高司令残余兵马，为国效力。不愿接受“整编”的高司令部下，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史可法再一次当起了“老媒婆”的光荣角色。
他奏请弘光帝后，会盟高部诸将，立高杰子为兴平王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这一作法，立刻引起想“趁火打劫”的黄得功等三总兵严重不满，联名帐告史可法偏袒高部，用心不良。
但这一欠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马士英同志这次却坚定地站在史可法一边，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肯轻易被他人整编。”驳回了这三位大爷的状子。
高司令的邢夫人怕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加上史可法这老同志又没有儿子，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没想到，这个“自作多情”的想法却让自幼饱受儒家理学教育的史可法坐立不安了。
史可法与高司令关系好是真，但这并不表明他很欣赏高司令、亲近高司令，对于这个过去“重大政冶污点”、现在又经常保持“烧杀抢掠”工作作风的军人，他内心充溢着深深的厌恶。对这一切的包容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利用高司令及麾下这一帮“打手”去实现他收复河山，救国济世的政治理想。
收了高司令这个“贼的儿子”，百姓听说了会怎样讲，同僚知道了会怎样看？对自己羽毛过度爱惜，洁身自好是大多数明清知识分子的通病，史可法大人也没有这样的“免疫力”。
他没有至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也没有救时宰相张居正“权谋通变”的灵活，他就是史可法，不管是在治世还是乱世，他都是一个严格按自已价值标准立身处世的人。
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不会收高司令儿子这样的人作“义子”，绝对不会。
但邢夫人已经提出来了，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合适的，情紧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法。
他把在军中督饷的高起潜大人请出来，让他为国为民，替自己收下这位烈士的后代作干儿子。
虽然同姓高，官位也不低，但高起潜与史可法比起来，不但名声很臭，而且，他是个太监。
史可法这个“李代桃僵”做法让高司令的儿子很是郁闷，让高司令的夫人很是失望，让高司令的部下很是寒心。
当史可法的目光再次与他们相遇时，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再不是亲切与尊重，只剩下了巯远与冷漠。
还想继续北伐的史可法，发现自己离开了高司令这个“遥控器”，对这支军队的指挥已经完全失灵。
这时，老马同志又来“帮忙添乱”，派自己的亲信卫胤文到高司令军中，欲夺下李本深的军权。而素有高司令有仇怨的黄得功则已经由“心动”变成了“行动”，派兵直接进攻高部的“老营”。
高部急着要回后方保护家眷，纷纷回撤，无兵可用的史可法只得下令停止北伐，全军南返。
沛县著名的文人阎尔梅正在史可法帐下任参谋，他给史大人提出建议：向东晋时的祖逖学习，招募河南山东的义军，自己成立一支“义师”，进行北伐。
但怕拥有私人武装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对此一口回绝了，此时的他，仿佛大病一场，变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扬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这样在一片喧嚣中落下了帷幕，南明的国防前沿非但没有北进至黄河一线，反而退回了淮河流域；军队非但没在战斗中得到团结一体的效果，反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史可法大人的威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一降再降！
表面看来，高杰司令官的忽然遇害，是这次北伐夭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小圈圈，站在一个大框框的范围来进行理智的分析，就会发现，即使高司令不遇害，南明的北伐也断难成功，原因如下：首先，高部是一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军队，正因为这两点，他们并不懂得为何而战，每一次作战的背后，都离不开杀害平民和掠夺财富的恶劣纪录。
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严明的军纪，是一支军队有持久战斗力的保证，无论是国家军队的汉军、唐军，还是私人武装的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高家军”身上，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两点的一点痕迹。他们，更象一支“穿着军装的强盗”。
用这样一支军队去完成北伐中原、复兴民族的神圣大业，无疑是缘木而求鱼、抱薪而救火。
其次，单靠高部一支部队的北伐从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因子，因为这支部队即使能在黄河南岸暂时站住了脚，但在当清军打败李自成倾全力而南下之时。孤军深入、处于前线突出部位、没有友邻部队配合的他们，恐怕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史可法安排高司令的北伐战争，因为其阶级的立场和恶劣的军纪，必然是一场单纯依靠军队进行的“片面战争”，既没有发动民众的意愿，也没有发动民众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就算其“北伐中原、光复大明”的政治理想再崇高、再伟大，脱离了民众的爱戴和配合，这支军队，最终也会一股没有“源泉”补充的溪水，在流淌中慢慢变得干涸。
南明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可奈何、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接下来，等待这个政府的，将会是这样一个明天呢？
第十一章 弘光三大案
就在史可法在前线为北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铖同志为首的“阉党”和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两党“残余势力”也正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阮大铖自从利用“顺案”作武器，把东林复社两党整得“雄风不再”后，颇是自鸣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阮大铖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着“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得让把“逆案”由黑洗白。经过再三思考，阮大铖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重新上市公开发行。
《三朝要典》是当年由魏忠贤公公任总设计师，阉党头目顾秉谦任总编，冯铨等任编辑，集数年心血而成的反东林党白皮书。该书虽然是用官方语言编写，但文中却大量采用了白描、虚构等小说手法，对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艺术加工，使故事情节更加扑朔迷离、颠荡起伏。该书经天启帝批准后公开发行，成为阉党打击东林党的重要文化武器。它能让阅读此书的读者从中领悟到东林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肮脏而黑暗”，而阉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公平与正义”。
阮大钺同志就是想搬出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阉党的清白，当然也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要实现他这个“小小的心愿”，并不是太难，只要弘光帝审批通过即可。而要让弘光帝审批同意，似乎也不是太难，只要激起这个“呆人”心中的怒火即可。
因为在《三朝要典》的主要创作素材——三大案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亲奶奶——郑贵妃的政治名誉，阮大铖同志直白地告诉弘光帝，只要批准该要典重新上市，就可证明“陛下的奶奶”是当年那些斗争中无辜的受害者，她老人家不但政治上是清白的，而且思想上是纯洁的。
他还继续发挥演戏的天赋，对这个“呆人”进行诲人不倦地启发引导：“国家大仇固然要报，祖父母的恨也应当昭雪呀！”
但可惜在“头脑反应严重迟钝”的弘光帝面前，他的努力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弘光帝只同意礼部访求散落在民间的《三朝要典》，作为历史资料放入国家档案馆——史馆进行保存，对再版发行只字不提。不过，为了告慰阮大铖同志的努力，弘光帝下诏，对因参与此书编纂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霍维华等人给予平反，死去的给开个追悼会纪念纪念，活着的可以出来“免费做官”，就此打住。
从这件事上，阮大铖同志看到了东林党在朝政上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弘光帝的眼中还是有迷惑力的。这让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
不过没关系，承秉“做事做绝、除善务尽”的阮大铖同志马上就又发现了一个“借力打力”的新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弘光朝三大案中的第一大案——妖僧大悲案，此案发生的时间是1644年12月。
这个月的某一天，有个和尚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南京，他既没有去烧香拜佛，也没有去寻寺访友，而是直奔皇宫大门，叩门大喊，自称是大明亲王，因战乱出家，现特找弘光帝来寻亲认戚。
得知此事的弘光帝处理是：自行回避，移交有关行政部门审理鉴别。
审理笔录经整理后，“脱水”稿如下：该僧始称己为崇祯，再称己为齐王、吴王、定王，思维混乱，条理不清，疑患有间歇性神精错乱综合症。后经再三审理查明，该僧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遂产生了冒充亲王进行招摇撞骗的犯罪企图。
见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弘光帝批示，按《大明律》定罪惩治。
但聪明绝顶的阮大诚同志在大悲语无伦次的陈述笔录中发现了“潞王贤明，当立为天下主”的供词，这让老小子大为兴奋，想到了一个将此刑事案件升华为政治大案的决窍——诱供。
在他的谆谆善诱下，大悲和尚的“供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涉案人员由大悲一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史可法、高弘图、钱谦益、姜日广等高官及社会知名人士“案上有名”。
与此同时，为了使揭露“犯罪分子”的效果更加形象化和大众化，阮大铖同志以涉案人员为原型，推出了自己第二部大众通俗读物——《蝗蝻录》（第一部为《百官图》），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该读物列出两党中，危害国家的“大人物”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图文并茂、易读易记。
后来，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老小子再接再厉，短时期又推出自己的第三部大众通俗读物——《蝇蚋录》，两党中的“坏分子”增加到了“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达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其做法引得阉党一些“有识之士”也很反感，曾劝他：“现在天下大乱，你这样瞎搞乱搞，一味报复，最后不知是便宜了清虏还是闯贼？”
但阮大铖同志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颠狂错乱”的状态，从前被东林党打压，被复社逐赶等一幕幕的“悲惨遭遇”又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于是，他口无遮挡地回答：“我已快到六十岁了，来日无多，我就是要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报复活动中去，让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颤抖去吧！我不管是为清虏还是闯贼的结果，我只要打击过程中的快感！”
就在这老小子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个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却坚强有力的臂膀，挡住了他“狂飙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