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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老小子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个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却坚强有力的臂膀，挡住了他“狂飙忽进”的肥胖身躯。
这个人就是南明政府的实际首脑——马士英。
“阮兄，到此为止吧，难道你真要让我们的朝堂，变成一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墓园吗？”
“歇斯底里”的阮大铖终于被老马同志兜头的一盆凉水给浇得冷静下来，停下了自己进一步“违法犯罪”的步伐。
三天后，大悲和尚被“妖言罪”斩于闹市，此案最终还是以刑事案件收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阮大铖挑起来的争斗，真能就此消停吗？
当然不会，因为东林复社两党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起正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马阮集团来，处于朝堂之外的东林复社两党似乎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这两党有两大优势，是马阮集团无法比拟的。一是人数众多，从大江南北到东海之滨，凡是有封建士大夫存在的地方，到处有他们的“好同志”。虽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但千千万万的蚂蚁行动起来，也是能啃食掉一头大象的，况且是那个小小的马阮集团。
二是控制着社会舆论的导向。两党不但人数众多，且大多数乃“社会精英人士”，自诩代表了大明“发展进步的方向”，因此，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引导社会舆论向何处去的能力极强。而社会舆论，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效力的社会生化武器”呀！
现在，被阮大铖多重逼迫、严重打压的两党人士正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决不能让天启朝的悲剧再次上演。
恰在这时，弘光朝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大案，这让两党人士发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办法。
这两个大案，一个是“假太子案”，一个是“假媳妇案”，案件的当事人，都离不开弘光皇帝。
先说一下“假太子案”吧，此案发生的时间：1644年12月底。
案情是这样的：
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家仆穆虎从北京往南京逃难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两人结伴而行。晚上睡觉时，穆虎发现这个少年一个天大的秘密，穿的内衣上竟然绣着龙纹。
胆敢穿绣龙纹的内衣且精神正常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活腻歪了想自寻死路的，要么就是——皇帝或皇子。大吃一惊的穆虎赶忙询问那少年的身份，少年也不隐瞒，直接告之——吾是太子。
觉得人生顿时“中彩”的穆虎自此一路小心伺候这位“太子”殿下，回南京后赶忙把这一“奇货”交与了自己的老爷——高梦箕。
作为政府官员的高老爷一时难辨真伪，不过，为了稳妥，他先让家人把这位“太子”带出是非之地的南京，先到苏杭一带“旅游旅游”，从而给自己留出思考和应对的时间。
但这位“太子”人在屋檐下，却肯不低头。旅途之中，招摇过市，公开为自己做起了“形象广告”。
这下高老爷傻眼了，为推卸责任，他第一时间给弘光帝上了密奏，将这位“太子”的情况汇报。
作为以亲藩得继大统的弘光帝，现在最怕的人，就是比自己更有继位资格的崇祯三个儿子了。这三个侄子无论那个忽然出现，从法律上来讲，自己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让位。
所从早在今年七月，他就诏告天下，宣布自己的这三个侄子都已“壮烈殉国”，并分别给上了谥号。
但怕什么却来什么，高梦箕的忽然奏报让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毕竟当了半年多的皇帝，行政能力还是有了一些的弘光帝渐渐冷静下来，他先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太子”入京。
待太子于1645年三月初一来京后，弘光帝请锦衣卫冯可宗出面予以“接待”。
他则在次日召开群臣大会，在会上说：“现在有一个北方来小孩子，自称是先帝立的太子，请有关人员帮我甄别一下，如果真是太子，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朕无子，可以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已的孩子来抚养，上可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可安抚百姓殷切之愿！”他的发言简洁感人、有理有节，使自已一下子站在道德和法律的至高点上，赢得了与会大臣的一致称颂。
随后，由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相关人士组成的“甄别组”开始工作了。
“甄别组”成员中，最有权威的人士当属大学士王铎了，他曾经在东宫给太子当了三年的“家庭教师”，自然应该对太子应该相当熟悉。
“王老师”的甄别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此太子是一个典型的“山寨版太子”。
随后，另外两个也曾经当过太子“家庭教师”的刘正宗、李景廉及“太子同学”丘执中（一名太监，曾为东官伴读）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结论让弘光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的批示下，此案进入下一轮法律程序——用“审判组”接替“甄别沮”，审理出“假太子”的真实身份。
在“审判组”同志们的强大攻势下，此“假太子”终于招供：本人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高阳人，因贪欲富贵而走上诈骗的犯罪道路。
就在此案已炒得沸沸扬扬之时，另一个弘光朝的大案——“假媳妇案”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此宗发生于1645年元月，比前两个案子晚一个月。
这月的一天，河南有一个姓童的中年妇女来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弘光帝最早的封号）的媳妇，因战乱与弘光帝走失，流落民间，现请巡抚大人帮忙，好“寻夫团聚”，并讲了其它一些细节。这让见多识广的越巡抚深信不疑，于是一面奏报，一面派人将这个“皇帝的媳妇”护送至京。
也是在1645年三月初一，“童媳妇”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京城，但是，却没有被迎进宫中与弘光帝“破镜重圆”，反而被直接下到最高级别的监狱——诏狱中，并被锦卫衣严加审讯。
“童媳妇”遭到如此待遇，是因为本案的另一个当事处——弘光帝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上门媳妇”的身份，指控其为奸人假冒。
被严刑审讯后，这个“假媳妇”的供词是：“民女三十六岁，姓童，十七岁入宫，由曹内监册封。当时同时被封的还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因为战乱下落不明，我生一子金哥，现住在宁家庄，孩子胳膊上有我咬下的牙印作记号……”
拿到此供词的弘光帝气得七窍生烟，当场挥毫泼墨、奋笔疾书，指出其荒诞之处，为自己作“庭外辩护”：一是朕妻早死，并已经追封，何处又冒出来个“童媳妇”；二是朕从前仅是郡王，依《大明律》，郡王又何来东西宫；三是郡王妃册封必须由朝廷派出礼部官员执行，又何来曹内监去册封一说；四是朕从未有子，又何来金哥玉哥。
“辩护”的圣批条析缕清，让大臣对弘光帝的才能重新刮目相看。
皇帝陛下的愤怒引起了护送“假媳妇”进京官员的不安，为协助皇帝打击犯罪分子，纷纷上疏，提供旁证。
该妇在进京路上，举止轻浮，毫无“王妃”的大家风范；若官员供应不周，则掀掉桌子，破口大骂；官员参拜，则揭帘露出半张粉脸，如戏子般大叫“免”……
好了！现在无论是“假太子案”还是“假媳妇案”都可以定性了，只不过是两起性质特别恶劣的刑事诈骗案罢了！
且慢，东林复社两党的党章可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这等国家大事，岂能放过。
非但不能放过，两党中的智能之士都还发现了其中蕴含着的巨大“政治价值”，最好利用此案端掉马阮集团的总后台——弘光帝，从而把这个小集团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由于两党人士人数众多，各自为战，所以在利用两案向弘光帝开火时，也就形成了“道德派”和“法律派”。
“道德派”以下层党员为主，由于层级低，眼光也低，对两案添油加醋，无非是要证明弘光帝既忘先帝之恩，又忘夫妻之情，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陈世美”，意在搞臭弘光帝，抒发一下心中的怨恨之气。
“法律派”以中上层党员为主，由于层级高，眼光也高。他们以两党的高人黄宗羲、王夫之等为推手，通过著书立说，从法律上直接否认弘光帝的身份。
“法律派”有的这样宣传：“童媳妇”是真的，但弘光帝不敢相认，为啥？因为他是假的，是马士英为达到个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从街上拉的一个“小混混”。不但现存的弘光是假的，而且后来他接来的那个嫡母——邹太后，也是假的。
“法律派”有的那样宣传：那个北来的太子是真的，弘光帝不愿承认。是因为他一旦承认，就应该让座于太子，失掉其合法称帝的法律依据。
对于皇帝陛下的“媳妇”是真是假，那是他的“个人阴私”，老百姓可以不闻不问。但“太子”的真假却关乎国本，不能听之任之。出于对“烈士崇祯”光辉形象的缅怀，出于对马阮集团卖官鬻爵的憎恨，出于对弘光帝胡作非为的厌恶，大家主观意识中更愿信这个太子是真的，民间舆论一致要求政府澄清事实，还真象于天下。
这种舆论也传导到了军营里，感染得弘光帝当年的“恩公”——靖南侯黄得公竟也信以为真了。给弘光上疏说：“太子未必是假冒的，陛下您要慎重对待。此案审理中，千万不能对太子动刑，以免让那些审官们为了顺陛下的意思，作出冤屈的判决！”
上疏句句戳在弘光帝的心窝上，让他百口难辨。只能够嘱咐手下，对这个“太子”严加看管，不可动刑，更不可弄死，只能让时间来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对那个给自己无限尴尬的“假媳妇”，他就没那么客气了。让锦衣卫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精神失常后，扔到地狱中活活饿死！
可是，斗争是带有惯性的。在舆论斗争中尝到快感的两党人士更是“得胜更猖狂”，对弘光政府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信任风暴”。这风暴，一直到弘光朝灭亡，也未尝停息，最终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弘光三大案中，阮大铖同志率先搬起了石头，砸向东林复社两党的同时，反过来也砸了自己。
而两党的同志们搬起反击的石头，在砸向马阮集团的同时，反过来却砸了整个弘光朝的场子。自然，也砸了自己的场子！
“又是一年春来到，桃花杏花满天开”。但阴霾重重的弘光朝廷，能否在这生命蓬勃的春天开始全新的历程？
第十二章 两面受敌
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南明弘光小朝廷在1645年的春天，终于体会到这句话深刻内涵。
大清的当权派多尔衮同志本来是要两手开打的——既想派阿济格打西边的“农民兄弟”李自成，又想派多铎打南边的“地主哥们”朱由崧。这一方案，本来在1644年十月初就敲定的。
但就在多尔衮同志把“哥们”朱由崧的三条大罪都找好了，并准备自行南下“捉拿罪犯”归案时，“农民兄弟”李自成忽然先跳了出来，在河南先给了他当头一棒。挨了打后的多尔衮觉悟过来，顿时明白了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