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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天主教。
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生下了一个中日混血儿——郑森。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成了东南亚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谈虎变色的“海盗头子”和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商界领袖”。
与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拥有巨大政治野心的“陆盗”不同，“海盗”郑芝龙则拥有的则是巨大的经济野心。
为顺利实现这一野心，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招安后的他，凭着天下大乱的机遇和自己善于经营的头脑，逐步攫取了福建大部分区域的行政权、国防权、外贸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他有了上百只大商船、数万人的私人卫队，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外人士都得向他“保护费”后方敢下海航行。
在黄道周老先生发起的“拥唐”活动中，他看上了朱聿键“奇货可居”的价值，也上表拥戴，并热烈欢迎朱聿键的“流亡政府”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长期驻扎。
他这样做，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发展方式来一个大转变，由“经营商业”转变为“经营政府”！
对于郑芝龙的个人算盘，隆武帝心知肚明，但他自信通过自己的笼络、感化、驾驭等手段，可以逐步掌握郑氏家族，为己所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给了郑氏家族无与伦比的官爵和特权，还以自己无子为由，把郑芝龙那个混血儿——郑森，收作自己的义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并封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不久又封为“忠孝伯”。
但随后隆武帝就发现自已的一片心血都白废了，郑芝龙只不过想利用自已来维持郑氏家族在福建“一族独大”的地位，对他下达的命令不听不从、敷衍了事。
隆武帝为收复失地，曾下诏宣示将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出兵北伐，御驾亲征，但郑芝龙却以财政困难，缺乏军费为由推辞。
隆武帝想让郑氏从其外贸收入中给国家分一杯羹，但郑芝龙却用“预征税于民”、“逼大户捐助”、“卖官售爵”来应对。
几番交锋以后，他们的关系从“两情相悦”发展到“相看两厌”，彼此都对对方失去了热情和尊敬。
郑芝龙曾以自己在拥立活动中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在朝见时排在文武诸官之首。此议立刻遭到了阁首黄道周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按大明祖制，武将不能排在文武诸官之首，只能排在大学士之后。
隆武帝在这一礼仪之争上坚决站在了黄道周的一边，让郑芝龙大丢颜面。每次上朝，只能跟在一帮老夫子后面亦步亦趋。
在一次朝会上，郑芝龙、郑鸿逵当着隆武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立即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为敲打郑氏兄弟，马上嘉奖何尚书直言敢谏，并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郑芝龙，处处创造机会地给何尚书难堪，致使何尚书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得已，只好“退休回家”。
即使这样，郑芝龙仍然不善罢甘休，为向隆武帝示威，竟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何尚书的一只耳朵。
得知此事的隆武帝，却无法动用皇帝的权力对“凶手”予以惩罚，只得以泪洗面，仰天长叹！
这件事，被“路边社”编成了“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的“微博”，生动宣传，广泛转载。
万般无奈之下，隆武帝产生了找出一位忠臣，组建一支“新军”的想法。
隆武帝的忧、隆武帝的愁，急坏了一个人，他自觉地站出来，毅然上书，愿意组建一支“新军”，并代替皇帝外出督师。
这个人就是隆武朝的首辅——黄道周。
黄道周现在对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的作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谁说文人不能整军经武？”他渴望自己这次能够带笔从戎，为君解忧，为国立功！
隆武帝感动之余，欣然同意。马上拜黄首辅为大明督师，让他先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
首辅外出督师，崇祯朝有杨嗣昌，弘光朝有史可法。
杨嗣昌外出督师时，崇祯帝给了他调动全国人力、财力、兵力的权力。
史可法外出督师时，弘光帝也给了他调动江北五镇兵力和使用江南江北钱粮的权力。
黄道周外出督师时，隆武帝能给他的，却只有几百张空白的“委任状”。
但黄老夫子竟凭着这些“委任状”，跑回家乡，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人民子弟兵”。
这支“子弟兵”，什么人也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儒生、小商贩、船夫，大家仅凭着一股报国的热血，便聚在了一起。
这支“子弟兵”，什么武器也有，大刀、长矛、鸟铳、弓箭、锄头，但更多的是，是家中常用的扁担，因此这支军队又被大伙呢称为“扁担兵”。
一心想效仿大儒王阳明，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实力。
王阳明先生涉足军界时，正是年富力强的四十多岁，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有模有样的正规部队。
而今天的黄老夫子涉足军界时，却是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毫无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扁担兵”
当他带着这支队伍去见隆武帝时，皇帝也大为感慨。
为弥补自己在感情上的愧疚，皇帝下严旨让郑芝龙“出血”，为这支队伍配备了一个月的粮草。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老夫子带着这三千“子弟兵”从福州开拔，越过仙霞关，准备经江西到安徽，与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抗清义军会合，开辟南方抗清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为鲁监国的浙东地区）。
这支队伍，运输工具也很缺，只有十几匹马，结果是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江西广信府（今上饶）。
在这里，已无粮草的黄老夫子不得不停下来“筹粮备饷”。
施郎（后改名施琅，就是以后打败郑经，收复台湾那个主）正在这支“扁担兵”中，担任着一个小小的“连长”。
十七岁从军的他，凭着自已的军事经验，认为带着这样的军队去和清朝的正规军作战，肯定是必败无疑。
因此，他斗胆向黄领导提出自已“合理化建议”————遣散队伍，仅带少数精干班底从小路直接、快速进入赣州，用督师兼首辅的牌子来调遣赣南、湖广、两广等地的“正规明军”与清军作战。
但黄老夫子认为即使只有这么一支松松跨跨的军队，也能“聊胜于无”。
同时，他又觉得自已学生“桃李半天下”，江西、安徽很多县的县太爷都是自己的学生，凭着师生关系，完全能够达到所到之处，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效果，就断然拒绝了“施连长”的建议。
“施连长”头脑很灵活，见“建议”被拒，立马开溜，不再陪黄老夫子向前找死。
在广信府，黄老夫子发挥个人专长，一边动嘴巴子搞爱国教育，一边摇手腕子为他人写字，目的只有两个——拉人入队和募集军费。
黄老夫子还真是有“名人效应”，一个月不到，竟又招来一大批新兵，队伍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募集到的粮食军费也够三个月使用。
人也有了，钱粮也有了，黄老夫子信心满满。他把这支队伍分成三股，一股向西进攻抚州，另两股向北进攻婺源和休宁。
这三股昨天还是老百姓的队伍，迎面遇到的，是由洪承畴指挥的，由南明降军组成的“伪军部队”。
虽然是“伪军”，但毕竟是“专业选手”，又因刚跟了新老板，急于想拿到“军功章”，因此这些曾经的残兵败旅在战斗中表现特别突出，将进攻婺源的这股“扁担军”打了个七零八落。
婺源这股义军失败后，休宁、抚州的另二股义军也被一一击溃。
得胜后的“伪军”们乘胜追击，广信府也受到了威胁。
义军中的广信兵要求回家乡守卫，黄老夫子同意了，让他们先走。
分兵后，黄老夫子手中仅有一千多人了。他领着这千余人继续北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支队伍抵达了明堂里，在这里，突然遭遇到了大股清军的埋伏。
一场血战后，这千余人大部分战死，黄老夫子和他的学生——兵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志洁等被俘。
被俘后的黄老夫子及其学生并没有遭到人格上的污辱和身体上的折磨，相反，他们象国宝大熊猫一样被“特殊”保护起来，客客气气送到江宁（原南明首都南京）。
到江南宁后，他们一行人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被集体安排到一处环境优美、格调雅致的“高级监狱”中居住下来。每天衣食不乏，保证供给，无丝竹之乱耳，无版案之劳神。
抱着“活一日，学一日”的心态，黄老夫子和学生们在狱中著书立说、咏诗赋词。
还每天抽出空来，接待络绎不绝的探监群众，整个监狱仿佛变成了“黄公馆”。
探监的群众中，有来叙旧的，有来劝老夫子认清形势、归顺大清的，有来求救学问的，但更多的人是来求字的，因为黄老夫子的字太有价值了。
黄老夫子与倪云路、王铎被并称为明末三大书法家。
沙孟海老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曾称赞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
此时，南京中的士人己猜想到他誓死不降，必将来日无多，因此争向跑来索字，得到了就当作宝贝收藏起来。
这种“自在囚徒”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幕后的操手终于现身了。
这个操手，就是大清东南最高行政长官、著名大汉奸——洪承畴。
洪长官如此“善待”黄老夫子，并不是看在那几斤几两的老乡薄面上，而是他看上了老夫子一代儒林宗师的名望及隆武首辅身份。
如果老夫子被自己的“糖衣炮弹”击中而归降，那么对己而言，就可以改变在“儒林界”遭人唾骂的局面，为本人“识才惜才敬才爱才”打一个漂亮的分数。
而对大清而言，收黄老夫子的心就是收东南全体知识分子的“士心”，收隆武朝全体公务员的“官心”，这是一宗“四两购千金”的划算买卖！
根据自己“被劝降”的经验，洪长官明白，劝降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被劝降的人感到生的美好和可贵，从而愿意继续留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上！
现在，看到黄老夫子活得如此有滋有味，他觉得，劝降的时机到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洪长官来到了“黄公馆”，拜见老夫子。
两人以前在崇祯朝，就有过多面之交，但这次会面，却既没有“老乡见老乡”的亲切，也没有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
洪长官发现，在老夫子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的感恩和祈求，透射出来的，是卑视、轻蔑、讥讽……
两人接下来的会谈也不投机，黄老夫子一口咬定洪承畴已死，面前的“这位洪大人”乃是“小人”假冒的，全然不予理睬。
遭遇无限尴尬的洪长官只得讪讪而退，黯然神伤地结束了这次精心准备的劝降活动。
也就在这一刻起，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