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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郑芝龙混血的大儿子——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亲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学家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开始，她会影响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给郑成功的一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借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菊与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这个美国学者说，日本人象菊又象刀，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刚愎自用又从谏如流；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固步自封而又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虽然仅仅是短暂的七年，但这些“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郑成功的血脉之中，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一世。
在郑成功八岁时，已是大明海军司令之一的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郑森。
接郑成功回国，目的就是让他接受国内更先进的教育，以免在日本这块“文化荒漠”里虚掷年华。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芝龙为这位长子，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另外，作为靠海盗事业“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郑芝龙不但让郑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还要“野蛮其体魄”。
郑成功也很理解父亲的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舞剑驰射等“体育项目”，也无不精通。
22岁那年，郑成功进入大明南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读书。
在国子监兼职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他写的文章就赞扬道————“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后来，钱谦益还主动收郑成功为自己的学生，并给其起了一个别字——大木。
大木者，国家之栋梁、社稷之伟器。
钱谦益的愿望没有落空，当弘光朝覆灭，隆武朝建立时，郑成功已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与隆帝帝“面对面”受到的那几句鼓励，对“说尽人间谎言无数”的皇帝大人来讲，或许这只是一次逢场作戏的演出。
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换来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报。
以至他举起义旗，写信遣责降清的父亲时，曾这样写到：“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
这封信，比起吴三桂那份“声嘶力竭”的告父书，更少了一份虚情，多了一份真意。
郑成功虽然举起了义旗，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不少，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自己缺少统军挂帅的能力，二是缺少与他一同真心战斗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虽然曾奉命与傅冠出分水关，收复江西，但真正与清兵刀枪相向的战斗经验，却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与郑成功秉持同一理想的叔叔郑鸿逵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他坚定的引路人。
他们叔侄俩来到南澳，开始用丰厚的家资来召蓦士兵。
那些清朝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志士、天不收地不管的海盗，纷纷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之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郑成功已成功拥有数千名身经百战的士兵。
郑成功的“不安分行为”招致了清军野蛮的报复。
1646年11月，他们攻进了郑成功的家乡安平镇，在例行的烧杀抢掠后，还奸污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这位刚烈的日本女性随之愤而自缢！
闻讯后的郑成功痛不欲生，他赶回了被清军劫掠一空的家乡，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并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母亲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
在安葬完母亲后，他来到文庙，脱下所穿的儒服，焚之一炬。
对着圣德巍巍的孔子塑像，他慎重发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
因为他从此坚信：儒生的竹笔不能抵御武士的马刀，文教的力量难以抗衡野蛮的侵略。惟有和入侵者一样拿起刀枪，才能拥有生存的可能和尊严！
如果说他以前的举义只是为了“国恨”，那么，自今天这一刻起，他又增添了刻骨铭心的“家仇”！
为了能以牙还牙、以血洗血，他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647年7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8月，他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
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5月，再围泉州。
一连串的进攻进攻再进攻，使郑成功逐步崭露头脚，成为一颗抗清战线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的身边，东南沿海的抗清队伍正汇聚成一支让清廷胆战心寒的力量。
鲁监国抗清
在郑成功招兵买马、徐图自强时，在闽浙沿海，当年逃亡到海上的鲁监国，已重返大陆，并把“抗清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1646年6月，鲁监国在张名振这位“忠实粉丝”的保护下来到舟山群岛，请求“岛军区司令”黄斌卿予以接纳。
前面说过，这个黄司令的“行为做派”一如梁山前期的白衣秀士王伦，永远包藏着一颗“忌贤妒能、惟我独尊”的祸心，曾为了其一己之私，在背后黑了鲁监国手下的重臣王之仁。
但对张名振这一行人，黄司令虽然借口舟山是隆武朝的地盘，拒绝鲁监国入城，但却没有“再黑掉”，他在舟山主城外划出一块地盘，允许这些落难的人们暂时“借住”。
黄司令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和张名振是一对“儿女亲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亲面。
唉，任何时候，有关系就是好办事啊！
鲁监国、张名振就这样在岛上居住了三个月，听潮起潮落，观日升日落，常等闲，白了青年头。
驻守金门、厦门，仍未降清的永胜伯郑彩慧眼识珠，从茫茫人海中发现了鲁监国独特的利用价值。于是在这年的九月派出定海将军周瑞率400艘兵船夹到舟山群岛，接处境困难的鲁监国由浙入闽。
但郑家的老大郑芝龙已决定降清，知道此事后，就派人通知郑彩小堂弟，请他把鲁监国“包装”一下，当作见面礼赠送给清军统帅博洛。
但郑彩对降清不感兴趣，为防止郑芝龙背后“捣乱”，他把“货真价实”的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个了长相相似的人作为“水货”，摆在那里等郑芝龙来“处理”。
由于博洛的鲁莽和短视，降清后的郑芝龙很快被“绑架”北上，鲁监国再次吉星高照，成功逃过一劫。
博洛在靠郑芝龙的一纸书信招降了其十多万人马后，认为福建己进入了“和平建设期”，不久就率南征军打道回京了。
南征军一撤，清军在东南沿海的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这时，鲁监国的“独特作用”开始显示。
因隆武帝已经“壮烈驾崩”，独苗一根的鲁监国一复出，就立刻成为了闽浙两省抗清联军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郑成功同志除外，他依然奉干爹隆武为正朔）。
而这时闽浙两省的广大民众，对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统冶”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各处点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这里的“暴虐统冶”统治主要有三个方面：1、自然是那个旨在阉割汉族男人气节的“剃发令”。
2、各界民众翘首企盼“轻徭减赋”的美事并没有出现，相反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剥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乡安民”之名，行“扰乡害民”之实，每次清军下乡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时，烧杀抢奸等“恶性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起义民众的配合下，鲁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
1647年1月，鲁监国在福建长垣誓师，封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东阁大学士熊妆霖为太子太傅，提督杨耿、总兵郑联都率部加盟。
誓师后的当月，鲁监国的军队就收复了海南岛的海口。2月，又收复海澄。
7月，鲁监国御驾亲征，号召东南各省的大明子民发动武装起义，以迎王师。
一时间，闽浙大地“远近响应，义军飙发”！
7月4日，一支拥立鲁监国的义军攻克建宁，后又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
8月，鲁监国亲率的军队又攻克连江，10月，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
截止1648年3月，打着鲁监国旗号的福建各地义师，已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对省城福州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架式。
为尽快攻克这个大城市，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鲁监国亲临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
每当好戏上演到高潮时，总会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从而把戏从高潮拉回低潮。
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鲁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和高层人士的斗争两个问题上奏响。
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出现了各地义师自行建立政府，自主任命官吏，自由收取赋税，自发进行军事行动的局面。
这就导致鲁监国的国境内————“干红火、无效益”。
因为鲁监国的中央政府无法管理、控制这些基层政权，也就使鲁监国既无法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无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高层人士的斗争上，主要起因是鲁监国的“恩公”郑彩同志渐渐露出了“骄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想再次导演“郑芝龙操纵隆武帝”的续集————玩鲁监国于股掌之上。
“路见不平有人吼”，实在看不下去的大学士熊妆霖、义兴侯郑遵谦自愿加入到维护“皇权”的活动中去，与郑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这场条件不对等的斗争结果却是：熊大学士被暗杀，郑侯爷被“包了粽子”（五花大绑后投入大海）。
听此噩耗的鲁监国，发出一番“忠臣被杀，如断手足，生之何益”的哀嚎后，准备投海自尽，追随两位先烈的英魂而去。
郑彩一见自己精心储备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要自爆，赶紧出面劝阻。
在一阵好言好语的抚慰下，鲁监国狂躁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想到肩负的使然任重道远，他决定忍下这口气。
但最后的底线还是要保持的，这就是————严厉追查肇事者。
郑彩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就有十名“肇事者”被查获，并即刻被处以“磔刑”。
经此事后，鲁监国对郑彩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远在北京的多尔衮，一看博洛同志这一走，闽浙大地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舞翩跹”的世界，只好再次组成南征军。由礼部侍郎陈泰（满族，名字为音译）、董阿赖（满族，名字为音译）、李延龄等统领，于1647年11月出发赶往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进行“反攻倒算”。
而此时的福建，鲁监国和郑成功正把“不合作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双方是“鼓声相闻”，却“打死也不相往来”。
这就给南征清军的各个击破提供良好的“可乘之机”。
1648年3月下旬，南征的清军进攻建宁，城中兵寡粮稀，守将王祁向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请求援助，郑成功表示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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