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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其中第51军任鲁南北部游击作战；第57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98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突，先后在1940年10月和l941年1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89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2月被日军占领。第89军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年2月，日军调集第70师一部和独立第12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1941年至1943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1941年的35万激增到1943年的81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