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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终于”，是因为这场科举从去年仲冬礼部初提起时，朝堂上下就议论不止，或者说叫争议不绝——
原因在于今年这场科考名义上称“春闱”，实际上并非贡举科考的“春闱”，而是制举，又称“特科”。
卫希颜到了宋朝后，方知后人常说的科举其实多是指贡举的进士科。
但进士科只是贡举的一种，另外还有科目试，包括明经科、明法科、《九经》、《三史》、《三传》、学究等诸科，共同组成了贡举。
“秋闱”、“春闱”，其实就是指贡举。
——地方州府主持的州试因在秋季考试，故称为“秋闱”。中举者称为贡士（或举人），冬季时由各州府送上京师参加礼部大考（省试），因次年春季考试，故称为“春闱”。
贡举每三年一次，是朝廷取士的主要途径。但“制举”不一样，它是特科，是朝廷在需要某类特殊人才时，由皇帝临时下诏举办，不定期也无章法，仅是科考的一个补充。
在士子们心目中，自然是进士科出身最为尊贵，历代宰辅多出进士科；其次为明经诸科目。而制科是“杂学”，被儒家归为“奇技淫巧”，优秀士子多半不屑参考。朝廷曾经三度废止制科，北宋一朝合起来取士不超过三十人，和士子们趋之若鹜的进士科相比简直是天与地的差别！
——如果说贡举是士子们眼中通向仕途的金玉大道，那么制举就好比是这条金玉大道旁的一条黄泥径。
但，名可秀却看重这杂学科的“黄泥径”。
她说：“国家缺的不是走金砖大道的经世良才，我们需要的是能走黄泥道的实干人才！”
“这些书生要么吟诗弄月，要么皓首穷经，读得几本书、知得几篇经义便自以为人才。既无门庭之传训，又无实践以佐政，一旦及第为官，不是沦为朝中的清谈碌碌之辈，便是外知州县被胥吏所持……这些人，要之何用！”
“我们不需要经略之才，要用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专才，诸如农桑、水利、市易、海贸、船舶、矿冶、茶盐、法律、军器、税赋……”
名可秀说话间，纤腕转动运笔如飞，片刻就在枫笺上列出了十余科目。
“擎升，你看看有没补充？”
丁起圆润的脸庞已因政务繁忙累得有些消瘦，但疏眉下的一双细眼却是炯亮有神，更因名可秀的一番话跃动着几分黑黝黝的暗光。
他浸润官场多年，见过许多才子诗赋皆精，谈起经义头头是道，然而对世务的了解却如三岁孩童，一到地方为官，便两眼抹黑，全无所知。
从头拿起政务，由一无所知到熟稔至少得花个一年有半，当终于摸着点门道时，三年的任期又快到了，于是乎忙着打点升迁，又有谁还顾得上为地方百姓干点实事？
为了不出乱子，甚至还有所谓的“政绩”，这些甫上官场的新科进士们多半得靠着熟知政事流程和地方人事的胥吏们扶助，否则或许连升堂都会闹出笑话，失了新官人的体面！
这些胥吏多是在衙门久混成精的老油子，为了利益抱成团，欺上瞒下的活早干得顺手至极，新官们又多是空言大义却不屑于动手实务的儒生，有的文官甚至连地方帐目都不屑一顾，如许琐务岂是官人们干的事？
于是，这些政务便仰仗于属吏执行，久而久之，地方政事自然是被胥吏们暗地把持，而将宴乐歌舞、吟诗填曲方当成为官正务的州县文官们便成了体面的官架子。
——要么睁只眼闭只眼对下面的不法之事当没看见，反正混过三年没有大过失就会升迁；贪一点的官员更是和胥吏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用银钱支撑奢侈腐糜的生活……大宋官场便是因此虫蛀腐烂下去！
像刘一止这般一去潭州就能震住场的文官，除了勤于政务且品性正直坚毅外，更因已在官场有了五六年的浸淫，熟知程序，又炼就了一双识人辨事的火眼金睛，绝非那些刚出榜的雏鸟进士可比！
是以，丁起极为认同主君所说的：“科考必须变革。”
“朝廷必须清除占位却庸碌的官员，这是一场大换血，抽掉已经腐臭糜烂的脓血，就必须换入新血——这就是人才，我们需要朝气向上的、能做事的人才。”
名可秀取出宋之意的奏疏递给丁起，“这是礼部关于科考和太学的变革意见。科举要开，但科举上来的进士先放到太学去，学习一年后再入各部署司监熟习实务，一年后考绩按专长授予职官差遣……”
丁起对科举也早有想法，将数万字的奏疏细细看完，又在心下琢磨一阵，说道：“宋大人的奏本确为良策，唯施行方面需得谨慎。”
他斟酌着表述的词句，“我大宋朝仿唐制开贡举已历二百余年，由贡举入仕的士子不下万人，台阁显宦多出于进士、明经两科，新科考减少录士人数，又有实习期限和考绩限制，对士子影响极大，需得慢慢铺陈，避免引起激烈反对，动摇朝局稳定。”
名可秀端起茶盏子，抿了一口，笑道：“你这是老成持重之言，为相者当如是。”
她放下茶盏，“所以，贡举先不动，我们从制科开始。”
“制科？您的意思是……”
名可秀明眸闪辉：“先不触动士子的贡举利益，但改革制科，增加应试科目和取士人数，朝野纵有反响，因士子既得利益未被触动，这些反对意见便成不了气候！”
“是！”
丁起可以想见，那有杂学之称的“特科”被大张旗鼓地端上台面，将会引发的一场滔天骇浪，至少他现在就可想象龟山先生杨时白须抖动的怒愤之态。
无由地，心尖一道热烫滚过。
人生若无挑战，岂不寂寞如雪？
年轻的宰相躬身告退，微笑步出正心堂。
阁楼外，恰是红枫如火。
***
建炎元年十一月仲冬，朝廷一道制诏引发轩然大波。
南廷首期制科开创了几个前所未有。
——其一，制举科目涉及农工商矿等十五类，名目之细之多为历朝不具；其二，取消报考需官员推荐的限定，只要是在大宋朝落籍的国民，不论身份资格，只要不是在押罪犯，均可报名，包括商人、匠户；其三，制科入仕者，名载《进士录》，其待遇升迁与进士科同……
初起诏出，按制当送往门下省审核，被给事中驳回，道“不合祖制”。
丁起早料到通诏不会顺利，于是遣吏约来给事中的长官朱敦儒到都堂议事。
朱敦儒出身于洛阳朱家，因志行高洁且博学多文，虽未入仕在朝野的名望却甚高。靖康时赵桓召他入京师，欲授以国子祭酒的官职，朱敦儒却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辞诏回洛阳。此事传开后，洛阳朱希真不慕仕途的高洁品性更得朝野赞誉。
名可秀曾道：“朱希真此人以清高自许，他不出仕是不屑于白时中、李邦彦同朝为官，虽说有些孤高，但声望倒可一用。”
南廷初立，赵构三次诏请朱敦儒到临安，朱敦儒均辞诏不至。其后，丁起去了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这位洛阳贤士被丁相公信中的一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语打动，遂南下赴任。
因朱郭儒的声望，原在南北廷间观望踌躇的一些名士也先后出仕南廷，如有“湖湘儒学第一人”之称的胡安国、被称为“三范修史”的史学名家范冲、又有“黄鲁直（黄庭坚）之后，吟诗当看陈简斋”的诗歌大才子陈与义，以及儒学名家朱震、名流才子汪藻、程俱、张嵲等等……
但朱敦儒位居门下省都给事中之职，也给丁起行事带来了一些不便。
都给事中下属六部的给事中，掌持诏令的封驳之权，无论是政事堂的敕令，还是皇帝的诏书，均要经门下省审核。朱敦儒又是个只看事不看人的主，但觉有疑义，必是封驳打回。丁起为得政令通行，不知在这位认理不认人的都给事中面前费了多少口水。
这般来回，自然损了效率。宰相大人在枫阁时也不免生出几句抱怨。
他曾提议用名花流的人替下朱敦儒。同奉一个主君，自然更好说话。
名可秀却不允。
“以郑彀之才代朱希真不是不可以，但我等不是神人，为政虽是出自公心，又焉知每政出来必是良策？”
“我们需要一个反对者，这人要品行高洁、不附朋党，他的意见未必每次都正确，但这些异议可以警醒我等行事，避免发生一叶障目的错误。”
也如一道紧箍咒，让宰相不能滥行权力。
丁起在为名可秀胸襟广阔钦服的同时，也暗中生出凛然，自此再不提更换都给事中之议。
幸而朱敦儒确如名可秀所言，是个清高的君子，却也不迂腐。
他曾求学于苏学。苏学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既直言抨击王安石新法之弊，却也肯定国家兴盛必行变革。在学术上强调务实，苏学的开创者苏东坡就是制举状元，其弟苏辙也是制举出身，并长于会计，曾亲自主持改革神宗朝的税赋会计帐目——和儒学其他学派相比，苏学更长于经济民生。
丁起知道，朱敦儒出身苏门，不会反对制举，但对其中一些条款必有疑虑。是以，被封驳后，他并不气怒。
官袍轻飘、颇有山野贤士之风的都给事中—朱敦儒迈着方步，不疾不徐走进都堂。
众属官一见，均起身见礼，心道：丁相公又约朱都事“喝茶”了！
这一道茶足足饮了两个多时辰。
直到下午申时三刻，都给事中大人方迈出内堂，依然紫袍飘飘，丁相公亲送至都堂大门。两人谈笑风生，极为热络。
众都堂官员却面无喜色，对望一眼，均暗叹摇头，心道：事未成矣。
——根据众人经验，丁相公若亲送朱都事出门，必是事不成！
果然第二日，都给事中再度被请入都堂“喝茶”。
内堂，时而传出激烈的语声……间中，似乎还有茶盏重重落桌的声音。
看来情况激烈！
——诸官却面露喜色，暗道：事成有望。
依这位朱大人的行事风格，心下越认同，越会诘词激烈；若断然否决，必语声温雅，谦廉有礼。
大半时辰后，朱敦儒徐步行出内堂，面上端严，看不出任何喜色，拂袖冷然自去。
丁起未送。
众官均抚额笑庆。
——相公不送，事成矣！
次日，制举诏令门下省审核通过。
但这道诏命下发后，又在台谏中引起了风潮。
左右谏议大夫和御史台官均上言反对，道：“太祖诏命，官员不可从事商易，以防与民争利。今朝廷制举允许商人报考，岂非开了‘与民争利’的祸头？”
紫宸殿朝议上，两位谏议大夫愤言疾色，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当朝宰相的脸上。御史台的一干侍御史因赵鼎的谨慎态度，虽有驳论，出语尚还温和。
丁起一反平日圆融，对台谏一一驳斥。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均站在宰相一边，兵部中立，刑部和翰林学士却支持台谏。以卫希颜为首的枢府则直接抽身事外，不予置词，任得朝堂上吵吵嚷嚷闹去。
如此这般吵了三天，政事堂终于退了一步。
台谏的建言被部分采纳，朝廷又下一道诏命，限定：商人报考科举必须脱离商事——或变卖商产于他家，或传子传戚——总之本人勿得再从商事；若是海商报考，则必须完全脱离海贸，并且其家人亲戚者也不得从事海外贸易。
“其家人亲戚也不得从事海贸，这太苛刻了吧？”
“希颜，这一条不是台谏的创举。”
名可秀笑着对卫希颜解释，“太宗曾下诏：文武官僚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