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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名儒生被烂菜叶子菜梆子打得抱头鼠窜，连手上笤帚都顾不得，狼狈逃出菜市，一身全是污臭，头发上还滴着水，街上行人见之掩鼻远避，犹指指点点嗤笑不绝，直让一干儒生羞愤欲死！
名可秀闻听后也有些无奈。她早下令名花流门下不得以此事寻隙报复，却仍发生了这类事，她禁得了帮众，却禁不了百姓的义愤。
卫希颜却乐了，道：“让那些学子体会下什么叫民心也好，别总以为自个占着理！……这老朱是个妙人！难道，也是你的人？”
名可秀白她一眼，“朱清平断案多从情理，处事公正又不迂柘，有变通之智，是个人才！”她语气赞赏，也间接否认了卫希颜的揣测。
卫希颜眸光闪了闪，这样的人才当然要抓在手里。
***
儒生状告名可秀之事便这样灰溜溜落了幕。京城文生虽仍有恼愤，却也不再有人胆敢重蹈覆辙。这时，名可秀的一桩举动让文人士大夫惊震。
其实早在中秋公选后的次日，名可秀就修书一封给和靖处士，请其出任共济会监事。此职不主实务，专司监察会首行事是否公正廉洁，并有权督查捐赠财物是否使用正当。
八月二十，这封信被《西湖时报》公开。
名可秀用语极谦，以后进晚辈自居，言辞恳切，朴质无华，被一些文生嗤为文采不具，却合了尹焞的性子。
信末有语道：“圣人以‘仁’为中，窃以为仁之根本当为济民。仁者善人，共济一会，积百民富余之财，济天下亟需之民。人人有善，并济天下，岂不为大道之所求？监者无一钱之俸，唯责之一字，先生担否？”
尹焞心动。
倘若名可秀是以高俸相请，他反而嗤之不屑，但无一钱之俸唯有重责的话打动了和靖处士。尹焞的学生却多有反对，理由无外乎先生乃天下高士，不可与商贾同流，况为妇人尔云云。
尹焞略有犹疑，这时又收到挚友苏云卿之信。
当年苏云卿至洛阳，曾登尹门论易和儒之道，尹焞惊叹，结成莫逆之交。他的信不长，寥寥一页，“……共济导善，既利于济民，又益于民间教化，当力持正行莫入歧道……广推之，当为吾辈弘道之器！”
尹焞看到这，清瘦面容上双目光芒闪耀，再无犹疑，提笔蘸墨，回信仅一字：“善！”
和靖处士的回允很快在《西湖时报》上公开，文人士夫哗然。
议论纷纷不休。因尹焞的“监事”主司监察会首，文生们失落的面子似乎又拉了回来，不再揪着名可秀话事，文生的义愤便渐渐平了下去。虽然偶尔还有几个文生嘀咕几句，但这场“名尹之争”终是落幕。
然，另一场更激烈的风暴已开始掀起！
星星之火
进入冬十一月，南廷二十四州的旱情仍在持续。
报上对旱情的报道一直未断，即使是在共济会公选闹得最热闹之时，报端也必有一版为灾情而辟。当公选落定、“名尹之争”平息后，朝野的关注目光又回到二十四州大旱上来。
朝廷每逢天灾，最忧最惧的就是流民之患，措置不当，就易生民变。建炎二年这场天灾已持续近半年，但让赵构君臣欣慰的是，民心犹稳，无流徙之态。
这一则是因天旱历时尚短，百姓还未被逼到食尽树皮草根抛乡弃土的地步；二则得力于政事堂措置得当，朝廷赈济雷厉风行。
对赈灾之事，大宋的官员并不陌生。大宋立朝一百六十年来，水旱灾害频频“眷顾”，越到后的年头，这大小灾害就越发不断，几乎三年一大灾、逢年一小灾，朝廷在经年赈灾下也赈出了经验，积下若干荒政之要。
但即使有前人经验可循，大宋历朝的赈灾措施也往往是到了流民已生的严峻形势下方不得不强令督行。
究其原因，除了当政的皇帝宰相是否贤明外，更与大宋文官政治的弊害有关。
这文官政治自有它的好处，但容易陷于口舌之争而延事不决。若是平常倒也罢了，总有扯出个寅卯的时候，然而这救灾如救火，那是拖不得的。但究竟赈不赈？若赈，粮多少、钱多少、从何来、派谁赈？……朝堂上言事无罪，群臣意见不一，个个口若悬河，细微末节也能扯上半天，朝议往往悬而不决，贻误救灾时机，即使皇帝最终下了决断，这些救灾措令又往往因文官机构的官僚而执行不力，放赈迟缓，以致百姓饥死，流民成群。
朝廷无力赈济，为避民乱不得不将流民中的青壮收编为军，又造成冗兵，军费军粮支出庞大，国库更穷，战事一起则连常平仓之粮也挪为军用，一遇灾年赈灾就更不得力，于是流民再生，朝廷收编又成冗兵，恶性循环，难以拔身。
是以建炎二年的灾情初起时，名可秀就对丁起道：“朝廷救灾，贵在急！延而不决、决而不行，即成人祸！”
丁起深以为然。
他的赈灾奏疏分赈粮、引水、防疫、治安四大要略，在呈上朝堂前先拜访了门下省都给事中朱敦儒和清流之首胡安国，有了这二人的支持，中书省颁令将减少门下省的掣肘。
接着，他又先后造访尚书省六部，与各部尚书侍郎提前通气，将有可能的争议先决于朝下。
经这番事前周旋后，朝会上的阻力减少，又得赵构信重，皇帝决断多有偏向，是以朝议时有关赈灾的事项少了很多争议，决事颇快。
丁起又经名可秀提点，吸取往朝赈令不畅的教训，每道措令后必明确责任官员为谁、时限为几、未按期完事惩治为何。初时，尚有官员漫不经心，执行迟缓，限期满时吏部追责，李纲铁面无情罢了几人，百官方悚悚而惊，再不敢怠慢，救灾政令得以迅速下达并督行。
这些措令涵盖极广，累以百计，执行起来更是千头万绪，繁杂难表，京中诸部司在限期严令下一个个忙得手脚翻天，传函递文的书吏都是一路小跑不带歇气。
这些救灾措令又先后被登于报端，晓喻万民。随着一条条措令的公布，民间赞誉不断，均道“圣天子仁德，丁相公贤明”，建炎朝廷的威望从兵改武举后，又升到一个高点。
然而，就在赵构君臣自得之时，一场风暴席卷二十四州，震撼朝野。
***
这场风暴，起于徽州。
徽州原名歙州，治所在歙县，以产纸墨砚闻名。宣和三年时赵佶下诏，易名为徽州。“徽”有美好之意，但赵佶改名之举绝非取美好之喻。事实上，“徽”字的本义是“三纠绳”，《说文》解道：“徽，三股绳也”，引申义为绳索捆绑。徽州，即束缚之州。
这州名来之有因。
——宣和二年方腊率众造反，攻下东南六州五十二县，几乎撼动赵宋统治，赵佶对其恨之入骨。这带头造反的方腊正是歙州歙县人。朝廷大军平定方腊后，就改歙为徽，显是存了束缚管制之意。
当年方腊造反，歙州穷苦百姓数以万众群起响应，朝廷深以为憎，贯称为“恶地刁民”，徽州官吏凭着朝廷对歙民的厌憎放开胆子盘剥，搞得徽州民怨沸腾，但在当地官府严厉手段压迫下，百姓虽怒不敢言。
共济会的第一批捐粮就是运往徽州这“穷恶之地”。
这一决断，绝非偶然。
——穷恶之地，易起风暴。
共济会的粮食是在九月中运抵徽州。
负责这批粮的管事叫池永，四十有二，外憨内精。州衙曹官接粮时，他恳请随衙监粮发放，被户曹拒绝。其后三番请见，均遭推拒。
池永又登门求见在徽州督粮的监察御史，那御史听池永道“监粮督赈，慎防胥吏克扣”时，顿生不悦，心道官府之事岂容尔等商贾小民置喙，温言谢过，拒之。
池永屡次请求皆被拒，表面上已气馁，实则暗地派出下属，改装混入乡里探查。多番查探下，终于查出了徽州官员在放粮后的黑幕。
这徽州府治距京师临安不过三百余里，旱情报得快，朝廷赈粮也运得及时。按徽官往常贪性，这朝廷赈粮能到百姓手中不过十之一尔，纵然百姓怨愤徽州府也有恃无恐，但新朝新天子，临安又不比东京山高地远，徽州官员在没摸清朝中风向下，也不得不收敛些手脚，不敢向以前那般明目张胆。
但，人的贪性难改！
建炎新朝对徽州这“恶地刁民”似乎颇为厚待，赈粮远远比宣和灾年的薄赈多，几乎翻了几倍，徽州官员看着这一袋袋粮食入仓，就好比馋猫嗅到了咸鱼，哪里忍得住！
徽州官员虽利欲熏心，却也不是人头猪脑，表面功夫做得十足。对京里派来的监察御史恭敬谦顺，将放赈的一应帐目和名册都准备得齐全，任御史查阅。这御史办起来事来倒也认真谨细，对名册、帐目一一核对，又亲自到官仓点粮，在赈粮点督察放粮，似乎都没有异常。
徽州府报上的帐目和名册确为真实，并未造假，御史自然查不出什么，但这赈粮贪墨的关窍其实并不在帐册上，而是在粮食的计量器具上面。
官仓赈粮出库时，是以斗称量，仓吏暗将大斗换小斗，一斗粮出仓后实际只有八成；在赈粮点放粮时用小秤，秤砣内空心一块，每十斤便少两斤。百姓凭赈票领回粮后，或掂量着感觉不对，或借了秤发现短斤，但谁人敢告发？今年的赈粮好歹比往年多些，有个活路，若是告上去恐怕连这点嚼头也没了。
御史不明这些底里，又如何查得出真相？
这位御史出京时，曾得御史台主赵鼎告诫，“徽地官风不正，汝当明察秋毫”，他心中对徽州府存疑，但查无明证，州衙各官员回话又都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马脚，他寻思下唯有微服暗访。
徽州官员却防着御史这一招，每到放赈日必派曹官将以赈灾大小事项相报，一叨扰就是大半天，让御史抽身不得。州衙是每十日放粮一次，御史终于在某个放赈日寻得空子微服出门，却不知他的行踪早被掌握，人还没到放赈点，放粮的属吏就已得了信报。当御史到时，“黑秤”已被换回实秤，察之不得。
御史琢磨着寻几个领粮的百姓探问，还未开步，便有一曹官赶来远远高呼，“哎哟，陈大人，您在这呀。卑职有急事相报！”这么一喊，周遭百姓侧目，御史微服目的便泡了汤。
徽州官员几番手段将监察御史欺瞒住，这胆子便越来越大，到后来竟克扣到一秤缺半。此时距方腊平定不到十年，官府镇压的血腥似乎犹在，徽州百姓心如明镜却无人起心思上告。这徽州的官历来官官相护，京里来的大官还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告了也没用，枉自搭上一条性命！
就这般欺上压下的手段，从七月到九月，短短三月，徽州一府六县的赈灾粮就被这群贪官吃掉五万石。
当共济会的粮食运抵后，徽州这帮贪官污吏更是见猎心喜，这民间捐粮比起“官”字号来，岂不是更易动手脚！
共济会四万石粮在几天夜里就被运出三万石，私藏入城西私仓，留在官仓的一万石则被混入大量沙砾装袋充数。
衙吏在放赈时又专列共济会粮目。若粮中掺沙之事曝露，便可推给共济会，说是奸商以次充好捐粮，仓吏核粮时粗心未察，如此州府顶多被责失职，以一两个仓吏顶罪了事。
徽州官员这番算计不可谓不精，但对也怀揣着算计的池永来说，是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