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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学应学什么？除了学习仁善、爱民之外，还应学习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这四要，则无君主之祸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这四教，仁爱为本，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这四要，则无权臣之祸矣。”
名可秀这已经不是在单讲抑制皇权了，同时也是在讲抑制臣权。君王专。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权相独。裁也很可能变成下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一个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换一次朝代的国家，又何谈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须各守权力本分，才有可能实现“昌文明，永华夏”的大道之志。
她的声音变得格外庄肃，“天之道在于平衡，国之道亦如此。无论君权或臣权，都须制衡，才是道理。”
“但是，”她道，“要使礼制和法律成为宪章，必得有强大的臣权才能保障。而臣权又不能集中于某人或某几人之手，这就需要将权力分下去，权力不集中就失去了祸乱的能力。但这个分权又须得分而不散，散了就无以凝聚制衡君权。”
“如何让权力分而不散？”她顾目众人，目光炯然吐出一词，“政党！”
众人心中一震。
“何谓政党？”名可秀道，“此从‘朋党’一称而来。在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之前，儒家多论君子无朋党，小人才结党。‘党’为贬义。然此为谬解，欧阳文忠公的《朋党论》，可谓论断精辟，为朋党正了名。正如欧阳文忠公所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需要辨识他们是君子结党还是小人结党。
“《论语》首章即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即是志同道合者。孔子行道于天下，便是聚志同道合者为群，为追求礼制秩序这一共同大业，结群共同行动，此即君子朋党之始。故如欧阳文忠公所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之朋党者，‘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本朝士夫多结社，或讲学聚徒，这也是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如吾等之振道社，最初便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结社而成的朋党。但是，这样的朋党还不能称之为政党。”
“什么是政党？”名可秀再一次发问道。
“它必须是以执政为目标，有明确的治国纲领，有明确的施政政策，有完备的行动章程，有严密的人事，有严明的纪律奖惩，有严格的进出规则，有一群固定的志同道合的成员为核心，有长远的大道为共同追求之目标——这样的朋党，才能称之为政党！”
众人不由为之扬眉耸然。
这是名可秀第一次明确提出，他们是朋党，而且更进一步，是要结成以执政为目标的朋党。
政党，这个词让众人都有些荡漾了。
“吾等不是‘名党’，现在、未来，也永远不是任何一姓之党。”名可秀斩钉截铁道，“吾等之名，即政党！”
相比座中诸人还在心情荡漾，并且没有意识到“政党”这个称呼的出现将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时，卫希颜的心中已经笑了起来，心道：终于是走到成立政党这一步了啊。
卫希颜并不清楚历史上的政党产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必然关联，她不清楚当然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萌芽如何界定，在她看来，名可秀走到成立政党这一步，并不突然。大宋的士大夫政治，建炎朝商业的空前繁荣，沿海城市及内陆大城市工场经济的萌生，或许都是走到这一步的基石。当然，更重要的是，已经深具朋党之实的名党成员有名可秀这样一位兼掌政商权力并深具学问的领袖，在已经掌控大半朝政的情况下，她明确提出“政党”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若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水到渠成。
卫希颜记得，秦瑟琳提过，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是《大宪章》，这个大宪章签署的时间就是在南宋朝中期，约摸是十三世纪初（1215年）。若从世界角度讲，君主立宪的思潮其实距离他们并不遥远。更何况，《大宪章》中贯穿的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大宋的士大夫们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当然，留给大宋的时间也不多了，或许只有一百年。
这一百年，将是翻天覆地的一百年！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传》曰：“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要以仁为底线。这句是曾子《大学》中的话，但《大学》当时还没有独立出来成为四书，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是后儒对《礼》做的传解，所以又简称《传》。
话说，宋仁宗就是传说中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位主角皇帝，当然狸猫换太子不是史实。
咳，原来专。制也是和谐词，再改。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名可秀坚定的声音传达出她的意志；“吾等之政党；以华夏文明之传继；以国家富强太平；以黎庶安居乐业；为奋身之任，故吾之党立名曰——大公党！”
大公党，大公……众人心里默默念着这个党名，一遍遍在心里辗转着；渐渐心头如有火灸般滚烫起来，大公；天下为公！
赵鼎身板一挺；吟诵的声音抑扬顿挫；“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他声音一顿，提高吟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赵鼎吟诵的是《礼记·礼运篇》，记述了孔于参加鲁国的腊祭后，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感慨长叹，对弟子说，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老吾老，幼吾幼，没有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门户不关，这就是大同世界。
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是孔子心中最理想的世界，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孔子从不认为君主世袭和家天下是最合理的天下。但他又清楚知道，这种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而且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让人才为自己的野心建功立业，由是阴谋诡计兴起，战争产生。
孔子想治平天下，维护秩序，就必须在家天下的体制内妥协，让儒家的治世思想符合现实。他对弟子说，上古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实能达到的治平世界只是“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如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成王、周公这六位治世的时代，就是孔子心中的“小康”，即达到治道上的天下为公。
因此，孔子以恢复三代（夏、商、周）那种小康家天下的礼制为儒家的现实理想，并由此建立了符合家天下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努力推行家天下的治平秩序。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仍然是孔子的最高理想。
在孔子之后，先秦时代的儒家们也始终以“大同”为最高向往，但在现实中则以治道上的“公”为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对诸侯宣讲民心为重的王道之治，然而其内涵思想却是“天下为公”。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道毕竟太渺茫了，后世的儒家只能向往，而在现实中，却必须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来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理想。
至秦统一天下，以法家为统，至西汉又以黄老为统，儒学并未成为帝王之学。汉儒董仲舒为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迎合君主的需要，提出“天之道贵阳贱阴”，并将此“天道”赋予“君臣、父子、夫妻”之关系，如“君为阳面，臣为阴面”，故“君为臣纲”，将君臣关系固为天道。
这事实上背离了孔子的君臣纲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是有原则的，即“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其实是来自于法家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的学说。先秦法家与先秦儒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以君为本，强调臣下对君主的绝对遵从，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
董仲舒的学说事实上是背弃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将孔子退而求其次的“小康”作为天道不可易。
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进一步世俗化，迎合了家天下君主的统治需要，遂使儒学成为“独尊”，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必致天下裁于一人之害，周敦颐悦而曰“然也！”
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但宋代的儒家不同，更追求经义的内涵，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而是以己义去理解，称为“六经在我，我注六经”。如周敦颐，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