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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希颜的记忆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学家闻名，但在大宋时代，他更为人敬仰的是在儒学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宋儒开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还在周敦颐、张载、邵雍、王安石、司马光、二程这些创立学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节俭仁爱之德，天下皆知。儿孙衣着朴素，家无锦罗帷幔，高官之厚禄，尽数资助需要帮助之人，无论是士，还是庶。其言教儿女曰：‘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贵，不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中精英，但自己不贪图富贵享受，不兼并田产，不需要商利，所以执政时能将利益倾斜分给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后，君子廉俭以养德者，首推司马温公。”名可秀道。
司马光的节俭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于陋巷，仅能遮风避雨，编著《资治通鉴》时，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十分寒碜，被人讥为“穴处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禄和皇帝给的赏赐，一半作了衙门的办公开支，一半接济亲友，自家只留温饱之用。他一生不纳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张氏一人。张氏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件大事儿，张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给他纳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将一位美貌丫环送他，他也送走了。于是他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以绝张氏给他纳妾生子的念头。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家无余财，只好把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可以说，司马光的确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着图利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惟俭以养德”，物欲享受于他们来说是败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评赞司马光。她说道：“范文正公之仁，在于体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宽刑恕及庶民。王荆公之仁，在于国家富强，不受外侮，故为国富之故，可抑制削减精英阶层之利。司马温公之仁，在于天下安定，故倡国家俭用为德，维护稳定为上。”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司马光反对变法与文彦博反对变法是有差异的。
文彦博家用之奢，可说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户，他维护精英阶层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图私利，但他认为精英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如果这个阶层不稳，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内部不稳，则外强必凌之。所以他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不要过于触动，而是倡导精英阶层都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希望国家也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对百姓轻徭薄赋，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于是天下就稳定了。司马光认为，天下稳定，就是对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乱世人命贱如狗。
所以，司马光在十七年后追索阿湖案，将之斩示众，不是报复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态维护法律的坚决——“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意图。
再说王安石，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结果只有两张饼，一盘小碎肉，一锅菜汤，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王安石觉得浪费，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说王安石请客，估计没人愿意去了。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卫希颜觉得头大，如范、王、司马三位，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都是出于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他们的“仁”都没有错，都是尊奉“形而上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将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执平。天下如塔，各层皆有利益，若执仁不守中，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都必宝塔倾斜。执平者，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吗？当然不是。
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对“袁隆平”这些精英公平吗？——卫希颜认为，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这才是公平。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我干嘛去做精英啊。
“国之终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公平。而保证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否则，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没有皇帝，没有大臣，没有精英，全都是一样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卫希颜私心认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不可能都一样了。人的智慧能一样吗？人的贤愚能一样吗？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
名可秀论道：“儒家治世之终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须‘不同’，又不可‘过’。”
所以，为仁政者，必须承认“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倾斜。
但是，这个“不同”不能太过于“不同”——利益过于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这是《诗经》中有名的民谣，说的是贵族对庶民百姓的压榨。
她又吟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道宗赵佶为政时期的民谣。
殿内气氛变得沉重。
名可秀声音清越，响于殿内众人耳边。
“儒家讲君子不言利，但整个君子阶层能不言利？精英阶层没有占据更大的饼？没有剥削庶民更多的利益？儒家学说讲人性，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若为善，何以有利益之私？若为恶，何以有仁德礼义？恰如天地有黑白，人性亦如此，没有纯善纯恶。是故，人性中有善亦有恶。因为有善，我们能仁德；因为有恶，我们有私欲。因为私欲的存在，故圣人曰，仁爱要有亲疏层次，先爱其亲，再泛爱众，再及天下。精英阶层对自己的阶层施以‘仁’，这是仁爱的层次，没有错。但在利益已足温饱，更甚有衣裘广宅华车美妾之奢逸，精英阶层让出些利益给庶民有多难？仁爱及庶民有多难？宽刑及庶民又有多难？”
一连三个“有多难”问及人心。
学子们激烈鼓掌。
待掌声渐止，她又问：“国家何以有礼法？”
“为了人性。”她道。
“无论礼还是法，都是为了‘仁’。”她最终结语。
对阿湖案怎么判，要看国家的仁到了什么地步。
卫希颜目光中流露出赞叹。
她没有想到，妻子会这么辩议。
但无疑是聪明的！
直接绕过了维“礼”还是维“法”的争论，将高度上升到儒家的核心：仁。
国家的“仁”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是还在亲亲——仁爱自己的亲人？
还是到了亲群——仁及自己的利益群体？
还是到了泛民——仁及其他利益群体，下及庶民？
还是到了泛众——仁及其他国家的民众？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静默了。
台下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们也沉默了。
很多人都在沉眉思考。
片刻，台下响起掌声，继而热烈，经久不停——学子们是激动的，他们还没有为一家之主，还没有为政之派，还没有牵扯进太多的利益，他们有更多的热血，有更多的仁善之心和让国家更好的抱负，他们希望仁德能够普惠天下。
谢伋闭了下眼，心中叹了口气，给名可秀设的这个陷阱等于白设了。从治国来讲，谢伋对名可秀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大周政事堂为宰相时就提出了“民生”二字，民不生，则国无生。但是，从两个国家的利益对立来讲，他心底是沉重的——道统威胁啊。
赵昚扬了下眉，道：“仁心所向。”
仁，人心向也。掌声的热烈表达了人心所向。
对于“平”，皇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平，平衡，公平也。
卫希颜说道：“要施仁，最好的办法是将饼做大，同样是三七分或四六分，精英阶层有了更大的饼，普通百姓也有了更大的饼。”
赵昚想了想，拊掌，“不错。故要利器。饼大，则两利也……还可三利。”
形而下为器，要利器，国家的经济、科技强了，士民两阶层都能得到更大的利。
又如蛮夷之民，原苛政下只得一分两分利，大宋推翻苛政暴。政者，施仁政和农商之利后，可使其民得三分四分或五分利，同时大宋的饼也做大了，此谓之三利也。
皇帝目光曜曜，只觉对内对外的施政方向更加清明了。
卫希颜对皇帝的发散思维表示很满意，又说道：“为官者脱离民众，对民众疾苦不闻不问，贪污*，吃喝玩乐者有之；搞关系，找门子，升官发财者有之；违法违纪，公款赌博，大肆敛财者有之；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授受贿赂者有之；贪图享乐，生活糜烂者有之……让庶民百姓深恶痛绝，国家的前途，也就完了。”
皇帝深思道：“故，当宽刑于民，而严正法纪于上。”
就如阿湖这案子，皇帝真心觉得不应判死罪——那刘大郎只是轻伤，却要判齐湖死罪，这公平吗？
皇帝也不认为不判死罪就是违了“夫为上”的礼，动摇了“夫”的地位——为夫若仁，为妻怎会不仁？为夫若不仁，为妻为何还要仁？就如君臣之纲，君若对臣不仁，臣为何对君要忠？当然这个臣得是良臣，若是蔡京那样的奸臣贪臣，皇帝是杀之为快的。所以赵昚能容忍谏臣用笏板指着他骂，能容忍卫希颜对他的调侃——因为他们是良臣。
皇帝觉得，恰恰是士大夫阶层的触刑为犯，为官贪腐，害仁为最大。故吏治*，他是最为忧恨的——他觉得这才是危害皇权和士大夫统治庶民的毒瘤。
一个小娘子的死活，能危害到大宋吗？
皇帝心里嗤之。
名可秀今日以刑论仁，皇帝觉得这是她对前日论讲王道的进一步阐述。
皇帝深心赞叹，看了卫希颜一眼，笑道：“国师家有贤妻呀。”
赵昚真心觉得卫希颜这个没“道德”的，有个持道为正的妻子，是天下之福。
卫希颜认真道：“陛下难道不觉得我也是贤妻？”
皇帝：“……”
作者有话要说：国师阁下，你被皇帝陛下鄙视了哟~~~~~~~~
、稷下盛会（九）
名枫山言辞如刀啊。
柴赟看完《大周官报》，摇了下头；微微笑了起来；传内侍召来大理寺卿。
“齐氏阿湖案；及早了结吧。”没有争辩的余地了。
大理寺卿瞥见御案上的报纸；嘴里微微发苦：这案子再争下去；就成了他们大周不及大宋仁了。
“臣遵旨。”他拱手应道，“明日寺议后，卷宗提政事堂审覆。”大理寺卿心事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