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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因为那是在私下里。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个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间题，他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于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
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万5千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有1O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着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是，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这种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这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破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庄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比如：
“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
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助，他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做的努力，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获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可以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等。
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恨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失面子。
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的水、桔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