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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相互祝贺，并谈到了有关“长期友好”问题。
蒋介石在美国的限制和保护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对中共发动战争。于是便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并经常向大陆空投“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广东省。他们分散在乡村，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队”员172人。几天以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当年年底，关于国民党在浙江、江西、福建、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许多报道。
蒋介石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一场数年之久的特殊争论。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残余部队，大约1．2万人。1949年，他们越过了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
当时，毛泽东的部队正在华南作战，1953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国民党在缅甸的活动。并要求缅甸政府报告国民党的一切违法活动。在与缅甸经过5个月的协商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其军队撤出缅甸领土。
1954年5月30日，这支部队的司令李弥将军宣布自己的指挥权已被解除。近7000名国民党军人途经泰国回到了台湾，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撤退的军人中有1400名随从人员。观察员们不禁注意到，在撤退的军人中，多数为年龄很小和年龄很大的军人。留守下来的都是身强力壮而且好战的士兵。
尽管丛林里疾病盛行，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但是，仍有强大的物质刺激，使他们呆在他们的所在地。他们通过精心看管的罂栗园走私鸦片，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由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支付从台湾运送进口武器的费用（起初是征得泰国同意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事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达数年之久，但唯一的疑点是，他们这样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蒋介石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的。
1973年夏未，我在伦敦接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方面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国民党政府本身也参与了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进行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缅甸的这种秘密贸易后来发展得更快了。为此我曾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过两篇文章（它们分别发表在1973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报纸上）。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